3.對“人民會議”事件的處理。帝國主義和西藏少數親帝分離主義分子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在拉薩制造了偽“人民會議”事件。1952年3、4月間，流亡國外和在西藏的親帝分離主義分子暗中策動和組織部分藏軍、喇嘛、流氓等，成立了偽“人民會議”的反革命組織。他們在拉薩進行請願和武裝騷亂，包圍中央代表駐地和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的住宅，反對《十七條協議》，企圖把人民解放軍趕出西藏。經過中央代表和駐藏部隊領導機關“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達賴喇嘛出布告宣布偽“人民會議”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並撤銷了暗中策動、支持偽“人民會議”的魯康娃和洛桑扎希兩個司曹的職務。
從爭取西藏地方當局派代表和平談判、簽訂“十七條協議”到執行《十七條協議》的斗爭，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嚴格遵照了毛澤東主席關於“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的指示，立足於反對分裂，維護祖國統一，逐步推動社會改革，促進西藏社會發展進步。
為實現《共同綱領》，恢復國民經濟而努力
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
新中國建立后，當時經濟的基本狀況是：現代工業佔17％，農業和手工業佔83％。而資本主義工業佔全部工業(不包括手工業)總產值的63．3％。私營商業，佔全國商業總戶數的98％，商業機構批發額的76％，零售額的84％。因此，從當時的生產力狀況出發，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向前發展。但是，由於私人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性，民族資本的存在和發展，又不能不與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發生矛盾，決不能讓其自由發展，對它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方面，必須加以限制。
基於這個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由於民族資產階級既有發展資本主義願望的一面，又有擁護《共同綱領》和國家憲法的一面，因此，對民族資產階級必須實行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由於國內國際的原因，許多私營工商業在經營中感到不少困難。他們雖然對推翻“三座大山”感到揚眉吐氣，但許多人對共產黨的政策心存疑慮，擔心被“共產”、被“清除”。“挂紅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進退兩難”，就是他們當時心境的生動描寫與真實吐露。因此，一度出現私營企業開工嚴重不足，一些大資本家出走香港、國外。針對這種情況，在積極開展對他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時，又在發放工商貸款、提供原料、收購成品、委托加工等方面大力扶持民族資本，並且積極安排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參加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政協會議及其他領導職務，以調動他們各方面的積極性。
在大力扶持民族資本的同時，黨和政府堅決地打擊了投機資本。國內的投機資本利用當時的財政經濟形勢困難的局面，套購重要物資，囤積居奇，擾亂金融，擾亂市場，造成工農業生產滑坡和人民生活困難。為此，黨和政府進行了打擊投機資本、統一財經的兩項重大工作。人民政府封閉了在上海的金銀、外幣投機的大本營——“証券大樓”，取締銀店、黃金、美鈔的投機活動，公布了金銀外幣管理辦法。同時，在全國調集了糧食等重要物資．經過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備，各大城市統一行動，給哄抬物價的投機資本以毀滅性打擊。之后，黨和政府又實行了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的辦法，使國家財政收入迅速增加，支出相對減少。l950年4月，全國財政狀況基本好轉，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方針和合理調整工商業
全國財經統一后，投機資本受到重創，虛假的購買力消失了，繼而出現許多私營企業產品賣不出去，資金周轉不靈，生產減縮，關店歇業增多，1950年5月，全國失業工人達110萬人。此時，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惶惶不可終日，與共產黨關系又趨於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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