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五、古為今用目的
毛澤東不是職業的歷史學家。他讀史，除個人興趣，主要是為了以古鑒今，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這是毛澤東的一個長處和優勢。他時常從歷史中獲得靈感，提出適合今日需要的對策﹔也從古人的失敗中得出教訓，以免今日重蹈覆轍。他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論，不光停留在“知其然”，還力求“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認識和把握歷史規律。毛澤東喜歡把“二十四史”中一些他覺得有意義的人物傳記，送給其他中央領導人閱讀，有樂趣共享，有史識共鑒，有經驗共取，有教訓共勉，也都是為了古為今用。
毛澤東把歷史讀活，把歷史與現實聯系起來古為今用的立場，撮其縈縈大者，可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關注古代經濟社會的發展經驗。比如，他讀到《史記》記載蕭何曾經實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個時候能夠做到這一點，可能是因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現在我們的東北，有些地區也還可以種兩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糧食來。但是，全國現在很難做到‘耕三余一’，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漢書》裡讀到漢武帝曾經沿汾河乘樓船到聞喜一帶，就感慨地說：可見當時汾河水量很大，現在汾河水干了，我們愧對晉民呀！由此他贊成“引黃濟汾”的工程計劃。
二是研究歷代戰局、戰略、戰役材料。毛澤東對史書上記載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尤感興趣，批注最多，評論也最多。諸如《史記》所載楚漢成皋之戰，《后漢書》所載劉秀指揮的昆陽之戰，《三國志》所載袁曹官渡之戰，曹孫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晉書》所載謝安、謝玄等人指揮的淝水之戰，這些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制人，因而取勝。毛澤東讀之，批注有加，在論著和談話中經常引用。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戰爭，也是長期處於弱勢地位，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格外有用，體會也很深。毛澤東讀專業兵書並不很多，其軍事知識和戰略戰術，既源自實踐，也多從讀史得來。
三是看重記敘亂世和反映人才輩出的內容。毛澤東早年在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就表達過這種讀史興趣：“吾人覽史時，恆贊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延安時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派到延安任聯絡參謀的徐復觀，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讀歷史，毛澤東的回答是：“中國史應當特別留心興亡之際，此時容易看出問題。太平時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應特別留心法國大革命。”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史記》、《三國志》、《南史》、新舊《唐書》、《五代史》等批注較多，也應是這個緣由。比如，他讀《舊五代史》卷26《唐書•武皇本紀》下，其中說到李克用解朱全忠合圍晉陽城之危的情節，就批注說：“沙陀（少數民族的沙陀部，代指唐朝晉王李克用，作者注）最危急之秋，亦即轉守為攻之會，世態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亂世之際，“事態百變”，總有經驗可循﹔亂世之際，“人才輩出”，更說明時勢造英雄的規律。毛澤東喜歡讀此類史書，說明他注重總結歷史發展中的治亂規律，注重思考人才培養鍛煉規律。1969年夏夜，他在武漢讀《南史•陳慶之傳》，興奮批注，“再讀此傳，為之神往”，表達的就是這種讀史心境。
四是汲取古人積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這方面的內容，最能方便古為今用，用起來也很具體。諸如，讀《史記•陳涉世家》，他認為陳勝率先起義卻很快失敗，原因在背故舊、用小人這“二誤”﹔讀《漢書•元帝紀》，他提出漢元帝靠儒學治國，是“衰國之君”﹔讀《后漢書•陳寔傳》，認為陳寔鼓勵小偷重新做人，說明“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讀《三國志•袁紹傳》，結論是袁紹多端寡要，“得計遲”﹔讀《北史•王建傳》，批注王建是個庸人，“不懂政治”﹔讀《舊唐書•高祖本紀》，提出李淵“遇事無斷制”﹔讀《舊唐書•李百藥傳》有關李世民的內容，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讀《新唐書•姚崇傳》有關評論姚崇、宋璟兩位名相的治國之策，批注“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讀《南史•韋睿傳》，批注達24處之多，稱道韋睿領兵打仗“善守”、“將在前線”、“敢以數萬敵百萬，有劉秀、周瑜之風”。除了贊賞韋睿的軍事才能，毛澤東更看重的是韋睿“不貪財”，遇功不爭，遇事敢擔當，能夠團結干部，善於“躬自調查研究”，是一位“勞謙君子”，因而“仁者必有勇”等等，結論是：“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
古為今用的讀史目的，實際上就是著眼於現實，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借鑒治國理政方法。
毛澤東說過五句話，反映出他為什麼如此酷愛讀“二十四史”，以及他讀史的收獲所在。第一句是1920年12月給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說的，“讀歷史是智慧的事”﹔第二句話是1958年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的，“讀歷史的人不等於是守舊的人”﹔第三句話是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隻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第四句話是1964年1月會見外賓說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善於學習歷史的”﹔第五句話是1964年7月會見外賓說的，“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
這五句話，傳達出毛澤東的讀史理念，也反映了他一生的讀史情狀。或因太過閱讀歷史和熟悉傳統，毛澤東有時會受到一些負面影響，對此也應承認，不必回避。但用上面這五句話來揭示毛澤東和“二十四史”的關系，總體上卻是符合實際的。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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