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對“二十四史”，毛澤東讀得比較多的是《史記》、《前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舊唐書》、《新唐書》、《明史》等。有的看了許多遍，像《舊唐書》、《新唐書》基本上從頭至尾都有批注、圈點和勾畫，其中的一些人物傳記，至少看過五遍以上。在不同場合，毛澤東從不回避，甚至有意彰顯他所擁有的像歷史學家那樣的閱讀情懷。
1959年5月28日，他送一本《后漢書》給林克，讓他研究歷史，要他讀其中的黨錮傳、董卓傳，讀《三國志》裡的曹操傳、郭嘉傳、荀攸傳、程昱傳、賈詡傳、劉曄傳、夏侯淵傳、田疇傳等。毛澤東還對林克說：西漢高、文、景、武、昭較有意思，東漢兩頭均無意思，隻有光武可以讀。
1964年5月12日，毛澤東在濟南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工作時，又說：“現在被書迷住了，正在讀《南史》、《北史》。《舊唐書》比《新唐書》好，《南史》、《北史》又比《舊唐書》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盡做壞事。”
1965年3月4日，毛澤東在《后漢書》封面上批示，“送陳毅同志閱”，並在封面上還具體寫明要看該書中的陳寔傳、黃瓊傳、李固傳，還批示“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一閱”。1975年，毛澤東已經病魔纏身，仍然堅持讀“二十四史”，有8冊《晉書》的封面上，分別留下他用顫抖的筆跡寫的“1975，8”，“1975，8再閱”，“1975，9再閱”等字樣。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於一千多年間逐步成書，雖體例大致相同，但史家的編纂背景、個性素養、史識史筆各不相同，各書在史料的准確性，史識的深刻性，史筆的生動性上，也參差不齊。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不僅讀原著，還習慣評論作者寫法和注家注解方面的短長，並給予史學上的評論。
可舉兩例，來體會毛澤東像歷史學家那樣的閱讀旨趣和見解。
關於《后漢書》。毛澤東的評價是：“寫得不壞，許多篇章，勝於《前漢書》”，“李賢好。劉攽好。李賢賢於顏師古遠甚，確然無疑”。這裡提到的三人，唐代的李賢注有《后漢書》，唐代的顏師古注有《前漢書》（即《漢書》），宋代的劉攽是治漢史的大家。看得出，毛澤東讀兩部《漢書》，很關注后人的注解。他對顏師古注的《前漢書》，評價不是很高，曾說過：顏師古在注文中剛才講這個字或者這一句是什麼意思，下一篇沒有隔好遠，他又重復，然后又重復，甚至重復那麼好幾遍。毛澤東稱贊李賢，是因為李賢注《后漢書》，注重搜集大量史料，補充原著的不足。劉攽曾協助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鑒》，專任編修漢史部分，並對《后漢書》作了按語，后附入《后漢書》中。毛澤東讀《后漢書》，顯然注意到劉攽的按語，甚至有可能參照《資治通鑒》中的漢史部分一起讀的，故有所比較，覺得劉攽治漢史，有超過前人之處。
關於《三國志》。毛澤東特別推崇裴鬆之的注。他在一個批語中說：“裴鬆之注三國，有極大的好處，有些近於李賢，而長篇大論搜集大量歷史資料，使讀者感到愛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此之謂歟？譬如積薪，后來居上。章太炎說，讀三國要讀裴鬆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的確，西晉陳壽寫《三國志》后，不斷有他未用過的史料發現。南朝宋代裴鬆之廣泛地搜集這些新史料來注釋《三國志》，所注文字數量，幾與原文等同，引用魏晉人著作達200多種。
記錄和反映毛澤東閱讀、批注、評論、運用“二十四史”的著述已出版不少。有他留下的讀“二十四史”的批注、圈點和勾畫，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檔案館整理出版的《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毛澤東批注二十四史》﹔有身邊工作人員或其他當事人寫的大量回憶，以及研究者編撰的各種書籍，如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張貽玖《毛澤東讀史》、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以及蘆荻的一些回憶文章﹔更有人們熟悉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各種專題文獻集，其中有不少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引用和評論。
毛澤東閱讀、批注、評論、運用“二十四史”，所傳達的遠不是一般史家的胸懷，而常常是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論家的鮮明立場。他的讀史立場，突出體現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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