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问题就是搞得太猛了[29]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
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的经验是我们创造的，但是缺乏一套具体的政策。毛主席多次讲过，单单有总路线，没有具体政策不行。而具体政策，要有经验，有反复，才能搞得出来。比如，怎样搞人民公社？为什么刮“共产风”？就是缺乏一套具体的政策。我们的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阶段，也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应该有一套具体政策，来引导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但是我们缺乏一套具体政策，速度猛了，当然出现一些不平衡，薄弱环节很多，互相打架。这个问题是发觉得早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30] 是一个反“左”的会议，是一个调整的会议，当时把钢的指标降低到一千二百万吨，各种指标都是下降的。庐山会议中间钻出一个问题来，就是彭德怀同志的问题[31]。于是大家一鼓劲，一九六〇年搞得更猛了。我们的问题就是搞得太猛了。这是人的方面的毛病。这个经验总结是很重要的。
注 释
[29 这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30] 庐山会议，这里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31] 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后，错误地在各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之后，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做的错误结论也得到纠正。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要善于总结经验[32]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
我们国家的好处是地大人口多，缺点也是地大人口多。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工业农业都有了一点基础。我们是有希望建设好的。为什么说我们可以建设好？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条，全党、全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是经过了考验的，大家心齐；第二条，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已经有了十三年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部分错误的经验。比如拿工业建设来说，我们党在全国解放时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开始时我们只有向苏联学习，但又不会学，会学就不叫教条主义了。硬搬人家的经验，搬错了也搬，这种教条主义是难免的。这不能叫作错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一个娃娃开始走路的时候，总是要有人扶着走的。问题在于要善于总结经验。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错误。有些项目搞得太大了。你们看过电子管厂没有？这个厂就是太大了。你们看过鞍钢，那是你们日本的资本家搞的，后来我们把它扩建了，现在看起来也太大了。如果搞得小一点，稍微分出来一点，也许会更好一些。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大厂都不好。我们还曾经认为，只要多搞一点钢，什么都好办了。我们生产了一千几百万吨钢，鞍钢就有五百万吨，鞍钢如果努力一下，可以生产五百五十万吨，但是合金钢、特殊钢跟不上，产那么多钢有什么用！我们曾经认为钢就是表现工业水平的。一九五八年，我们搞了一千一百万吨钢，但是轧钢设备跟不上，积压了几百万吨钢，这不是浪费吗？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七年时年产五百多万吨钢，一九四二年时年产不过是七百万吨钢，但它的合金钢品种齐全，轧钢能力比钢产量大得多。回想起来，这也叫经验。在工业的基础建设方面，我们也有些浪费，但是我们慢慢地有了经验。革命如此，建设也是如此。
我们党搞了几十年农村工作，有些农村工作的经验。但如何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并没有经验。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随后建立了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现在又建立了人民公社。但是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些缺点和错误。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的农具。公社规模太大，生产队规模太大，同这种情况不相适应。经过总结经验，我们又把社队规模适当划小了一些。现在规模小一些，将来还可以扩大。但是步子跨大了是不行的。
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已经过了五年了。现在总的来说，人民公社还是在试验。我们是在一步一步总结经验，一步一步改进。在开始公社化的阶段，我们还缺少经验，出现过一些缺点，如平均主义。对这些缺点，中央早已看到和注意到。一九五八年年底毛主席就提出要反对平均主义。但是，贫农和下中农很喜欢平均主义，干部也喜欢它，反都反不掉。这种平均主义，实际上违反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违反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但是我们始终保留了社会保障的制度，这对于缺乏劳力的贫苦农民有好处。
注 释
[32] 这是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访华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衡量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不能发展生产力[33]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一日）
现在我们全党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我们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保证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整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一个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个就是要保证不搞修正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每个时期的现代化，内容不同，现在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七十年代的现代化，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现代化。发展生产力总是做不完的，还要保证走向共产主义，这个任务已经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
注 释
[33] 这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
搞建设要有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34]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们从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以来，碰到了很多问题。在一九四九年时，我国国民经济是一个烂摊子。工业方面，只有少数轻工业、纺织业，谈不上有重工业。由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开始进行经济建设时很困难。当时有五亿人口的农村还未进行土改。因此，首先要搞土改，结合土改进行反恶霸斗争，通过反恶霸斗争和土改把农民团结起来。在城市，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投机倒把、捣乱金融和市场的活动。我们对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剥夺的手段，而是采取团结、限制和利用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打击了他们的破坏行为，使市场、物价很快稳定下来。
土改属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农村土改完成以后，生产力还很低，农民生活还很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只完成土改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继续引导农民前进，农村会向两极分化发展，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要搞社会主义，就得引导农民走集体化和合作化的道路。合作化要分步骤走，最初是组织变工队、互助组，以后发展为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建立起人民公社。我们的经验是一定要引导农民不断前进，不断革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目前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发展国有经济，一方面国家用赎买的方法把资产阶级的企业收归国有。用赎买方法，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决定的，国家有能力把他们的企业作价拿过来，给他们一定的利息，分好几年还给他们。定息[35] 在几年前就该到期了，后来又延长了定息时间，这样震动比较小，可以减少阻力，使资产阶级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可以说，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我们已摸到一些经验，摸到一些办法。看来外国的经验有些对我们是适用的，有些对我们是不适用的。我们在建设问题上的经验，即必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原则。过去马克思曾提出这个原则，但未得到发展。在我们国家，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差不多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农业不发展，工业也不可能发展得很快。几亿人口的吃穿问题不解决，全国人民的生活就不会安定，社会主义就不会巩固。吃穿问题都要靠农业。穿的问题，从长远来看靠工业，靠合成纤维来解决，但一下子还解决不了。有一段时间我们重工业搞得太快，搞得很紧张，再加上其他因素，如自然灾害、同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恶化等，造成前几年很困难。在困难当中，我们总结了经验，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农、轻、重的顺序来安排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基本上克服了困难。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采用这个建设方针比较适合我国的情况。
在革命时期，要有一个好的政党，有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建设时期，也同样要有一套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政党问题、组织问题，本身不太复杂。重要的是党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使自己的建设方针、政策提得好，提得对。在国际事务等方面，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也极为重要。我们重大的问题都是通过党来决定的。国际国内事务的方针、政策都是由党制定的，是由政府机构负责具体执行的。在执行中，党处于监督地位。
注 释
[34] 这是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领导成员、总行政和财政委员会负责人阿卜杜拉希德·日拉伯时谈话的一部分。
[35] 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
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36]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法两国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外交关系，尽管这样，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有些法国朋友到中国来，中国也有各方面的人士去法国。两国经济、文化往来不算很多，但还是有的。现在，两国政府宣布建交，以后的往来会更方便些，更密切一些。
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我们都是世界成员，既然是世界成员，就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地位。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应该有自己的地位，不可能由两个国家来垄断国际事务，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都希望发展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广泛的发展余地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你们是发达国家，我们现在还很落后，而且落后的方面还多得很。但是，我们是相信自己的，我们的人民是团结的、努力的，我们是有希望的。
现在，世界上有些人说我们好战，是好战分子，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改善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这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既然我们面临着这么大的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和平不是更好吗？在和平的条件下，各国互通有无，发展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对大家都有益处。但是，谁用战争威胁我们，我们也不怕。美国一直用战争威胁我们。我们侵犯了美国利益了吗？我们并没有在芝加哥、旧金山占领一块地方，而美国却占领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不是也可以正常化吗？美国在我国周围建立了几个军事条约组织，有好多军事基地，第七舰队也在我国周围。虽然这样，我们仍然同它进行谈判。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现在已进入第九个年头，中心问题是美国要霸占台湾，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那办不到！尽管面对着美国的威胁，我们还是要搞和平建设，但是，也迫使我们不能不注意自己的国防。原子弹、氢弹，别人能搞的，我们也可以搞。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很欣赏戴高乐[37] 将军采取了独立的立场。
我对你们的国家不是很生疏，我在你们国家呆过五年，不过那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你们已经是很发达的国家。现在有人企图把你们列为二等国，你们不会赞成吧？我们虽然落后，但是要把我们摆在第二流、第三流，甚至是第四、第五、第六流国家，我们也不赞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共同的理解。基于共同的理解，基于共同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我们两国建交是很自然的，应该说，时机到了。
当然，现在刚刚宣布建交，我们还要互派代办去筹建使馆，《联合公报》[38] 规定三个月内互派大使，我们希望两国关系能顺利发展，相信你们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在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中，不是完全没有障碍，美国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两国关系。首先，它在中法宣布建交之前进行威胁，现在它看到威胁没有用了，就想用“两个中国”或者“一个半中国”来制造障碍。它竭力鼓励台湾蒋介石的代表赖在巴黎，企图用这种方法制造障碍来造成合乎它要求的形势。按我们理解，我们两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是清楚的。我们没有什么问题，相信你们的政府也会妥善地处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议论，说台湾不是中国人的，就让他们去议论吧！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改变不了的。台湾也有少数民族，如高山族，但是台湾人口大多数是汉族，祖先都来自福建、广东。
我们宣布建交后，还有人进行破坏。看来，我们大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让我们共同努力，减少这些障碍，使我们各方面的关系发展得更快更好。
注 释
[36] 这是邓小平会见法国议员访华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37]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38]《联合公报》，指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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