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好不好决定于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好不好？这要有一个正确的回答。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认为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是好的，它适合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否就永远是个好东西了呢？也不要把它说得那么绝对。现在我们对这个东西熟悉了，有了经验，证明它是个好东西。但是拿到别的国家去是否合适呢？不要认为把这个东西拿到任何国家去都合适。我们党从来没有这个意图，也从来没有把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贩卖”给别的国家，说我们这个制度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个牛皮是吹不得的。把一个东西夸张到不恰当的地步，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老实说，我们的事业还很年轻，经验还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重要的是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现在有人说工人委员会就是好，当然我们并不否定，但是，工人委员会不是制度，而是一种方法，一种制度的运用。不要把一长制、工人委员会和我们现在所提的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说成绝对好，也不要说成绝对坏，因为这些东西在某一个条件下是好的，在另一个条件下就是不好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强调搞一长制，应该说是好的，因为当时生产管理是极端混乱的，要强调集中，强调统一，强调纪律，在企业管理里强调一长制。如果苏联在那时采用工人委员会，如何建立起秩序呢？在当时，是一长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工人委员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呢？当然是一长制。所以强调工人委员会任何时候都是好的，绝对好的，是不对的。苏联现在还在运用一长制，只要他们认为合适，就可以继续采用。总之，在具体制度上，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监督和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我们坚持八大[5] 上所确定的企业管理制度，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企业管理没有厂长是不行的，但又是集体领导；另一方面是搞工人代表大会。这就是党的作用、群众的作用。
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苏联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是斯大林对应当调整的没有调整，他的错误也就在这里。比如在苏联，国内阶级已经消灭了，但是斯大林还强调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了，结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又如在我们国家，革命胜利后不搞肃反斗争就不行，不把反革命的气焰打下去，人民就站不起来。人民站不起来，还能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吗？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又得到一个教训，当反革命被大量肃清后，如十个指头肃清了九个指头，还剩一个指头的时候，我们就要做适当的调整。所以现在把死刑的决定权交给了最高人民法院，不调整就要犯错误。
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适合发展生产力的。如果和美国比，他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比不上，苏联也比不上；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苏联和所有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工业的发展速度都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快慢，我们大家是看得见的，这一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重要的是我们要经常取得教训，要看哪些是过去合理，现在不合理了，不合理就要纠正，就要补足；哪些是过去合理，现在还是合理的，就要坚持。只要我们采取了这种态度，我们就可能少犯错误；而有了错误就纠正，不致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局部的错误变成全体的错误，暂时的错误变成长期的错误。
注 释
[4] 这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报告的节录。
[5] 八大，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民主和专政[6]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究竟是资产阶级专政最民主，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最民主？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最民主的。
任何专政的民主都有其局限性，资产阶级有专政也有民主，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不让新闻记者到中国来，迫害进步人士，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他们的民主是根据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的程度而变化的。当这个运动对他们的损害不大时，他们可以宽一点；当这个运动对维持资产阶级统治不利时，他们就少搞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对少数反革命分子的专政，而资产阶级专政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
从我们国家来说，前几年我们搞专政多一些，正因为我们依靠了专政，所以才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要充分地考虑发扬民主的问题。在企业里我们搞工人代表大会制，并认真地考虑扩大它的职权问题，如奖励基金，过去是在厂长的权限范围之内，现在考虑是仍旧保留在厂长的手里好，还是交给工人代表大会好？又如现在把死刑的决定权交给了最高人民法院。再如在思想战线上，唯物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了，马列主义思想已居于领导地位，我们就提出可以讲唯心主义的东西了。其实唯物主义正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的思想不要僵化，即使主张唯心主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也会改变的。争论是有益处的，比如我们现在提出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的问题，群众就懂得了两个万岁存在的益处。
由此可见，专政和民主各国是不同的，不看条件，不看变化，而空谈专政和民主，就不对了。对民主和专政的看法任何时候都不要僵化，要看条件。你那个地方专政的对象不多，再强调专政，那就错了，斯大林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也是同样的，有时民主要多一些，有时集中要多一些，但总的趋势是民主要愈来愈多，否则就要伤害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我们国家里，反革命总是愈搞愈少，专政就减弱，民主就扩大，当然不要忘了还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存在。究竟在什么时候扩大民主，扩大多少，就要注意。有时就要强调一下集中。八大提出要扩大党内民主。现在企业里确实要向扩大民主的方向走，条件成熟了，我们就采取工人代表大会制。现在考虑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国家机关的职能扩大一点。如何监督？采取什么方法监督？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认真地研究。
总之，我们不要把专政同民主、民主同集中都看得绝对化了。把权威看成是绝对坏的东西，把民主看成是绝对好的东西，都是荒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最广大人民的一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最有条件，也是最敢于扩大民主的。如果不是不断地扩大民主，那么总的趋势就要发生错误。
现在有些人对我们的民主不满意。的确，要承认我们是有缺点，有些可以扩大的民主，还没有扩大，对这一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对我们国家一些不好的现象的批评，应该说大多数是健康的，即使意见只有一部分是对的，我们也应该接受。
大民主与小民主的问题。大民主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好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又不是好东西。说它是好东西，如土改、镇反、禁烟禁毒运动等都是大民主，不搞大民主就不行。大民主是用来对付敌对阶级的。当然，在人民内部对严重的官僚主义者有时也采用大民主。但是大民主如果发展到像匈牙利事件[7] 那样，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是谁胜谁败的问题了。问题的本质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个问题是不能含糊的。匈牙利事件发生，结果谁吃了亏呢？人民吃了亏。大民主是不能提倡的，不能赞扬的。一搞大民主，生产下降了，纪律性破坏了。我们不赞成在人民内部搞大民主，因为它对无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利。
党内也有大民主、小民主的问题。党内斗争用小民主好，不要用大民主。大民主可以在一个时候马上就收效，但是后患无穷，影响很深远。所谓大民主就是一批人被打倒，另一批人又起来。这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就涣散，就团结不起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这种错误。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当时如果毛主席采用大民主的方法，完全可以保持住他的领导地位，但是他采用了小民主的方法，这是从整个党的利益着眼，团结了党。那些喜欢搞大民主的人始终没有把革命搞成功。所以不要以为大民主就那么好，小民主就那么不过瘾。如果要过瘾，就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个大乱子，到那时再试试看。我们党内的斗争要采取比较适当的方法，不要迷信大民主就那么能够解决问题。大民主，对人民内部来说不是可取的。
注 释
[6] 这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报告的节录。
[7] 匈牙利事件，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在匈牙利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关于农业问题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月）
一
农具改良有两大优点，第一，普及推广快。譬如一个地方改良了农具，就可以组织农民去参观，他们参观后，就可以马上推广使用。农具只要稍加改良，效率就能提高一二倍，甚至几十倍。改良工具还称不上技术革命，但它是技术革命的萌芽。第二，能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广泛利用群众的智慧。人人可以动脑筋改良工具，而且改良以后的工具人人都可以使用。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汪戴尔时谈话的节录）
二
农村只靠种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节录）
三
农村要大大增加生猪饲养数量，只有把农林牧副渔统统发展起来，才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巩固发展。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视察辽宁省盖平县[8] 太阳升人民公社时谈话的节录）
四
农业要做到粮食、蔬菜、猪肉三自给，要搞好水利、深翻地、施肥、密植和加强田间管理等工作。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视察辽宁省抚顺市时谈话的节录）
五
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听取中共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节录）
六
云南条件很好，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每个县都要有规划，都要有自己的重点。要千方百计地使农村交换的东西增多，这样人们收入就会增加，就会富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的节录）
七
农民原有的自留地交给公社使用后，自己在生活上也还要有一些机动的余地，使自己增加一些食用的蔬菜。农民的房子要修建得宽大一点，周围多留空地，种些竹子、树木，既美化环境，又能增加收入。每家每户都能有一个庭院，住起来心情就更加舒畅。可以利用竹子制造一些经济、适用、美观的家具。民居和地方特色小吃，都是文化，应该保留并得到发展。组织群众生活是国家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各级党委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人民群众的吃穿住和娃娃的教育问题，都应该更好地加强领导。总之，要把农民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视察四川省郫县德元公社和成都郊区金牛公社时谈话的节录）
八
每个县都要给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节录）
注 释
[8] 盖平县，旧县名，今辽宁省盖州市。
关于工业问题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一月）
一
发展工业当然需要一批现代化的工厂企业做骨干，但是中小企业也要发展。概括地说，就是大、中、小结合起来，大机械化和小机械化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结合起来。大的中央搞，中的地方搞，小的由乡和合作社搞，这样做比较见效。如化肥厂，可以搞现代化的年产几十万吨的大型企业，县甚至乡可以搞小的化肥厂。到处搞，化学肥料发展速度就可以很快。又譬如小型炼油厂，合作社就能搞，只要投资一万多元就可以搞起来。
搞小型企业，它的好处在于建厂时间短，能迅速满足人民需要。这是我们的穷方法。如果只搞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全国只能搞几个。如果全面开花，各地都搞小型的，那么发展速度可能快些。这个办法是否好，要由历史来证明。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汪戴尔时谈话的节录）
二
潜力有两种，一种是改革规章制度，改进作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一种是改进技术，产生新的推动力量，这就是技术革命。后一种潜力更大。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大企业、现代化企业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技术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来个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节录）
三
从长远看，云南的发展重点应该转向有色金属，搞成有色金属省。云南在这方面条件特别好，“宝”很多，要在这方面创造出一些经验。这就需要全面规划、重点安排，搞一些钢铁县、铅县、铝县、煤县等等。这样可很快把技术提高，逐步升级。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的节录）
四
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拿制造冶金设备、电站设备的工厂来说，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要加紧建设，打破陈规，边建设边生产。城市规模要根据这些工业项目和将来的发展来规划，郊区要划大一些，许多东西才可以自给。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听取中共四川省德阳县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节录）
五
要千方百计地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铝县、铜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
如何解决电力问题，先搞小水电站，尽量搞五百千瓦的，一百个五百千瓦就是五万千瓦。每个水电站要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容易。农田用小水利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同中共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的节录）
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必须斗争[9]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一日）
关于日本问题。我们对日本的方针是一贯的。在东方，中国总是要同日本相处的，但是，什么样的日本才能同我们相处得好呢？就是不是美国统治的日本，不是跟着美国走的日本，不是帝国主义的日本，不是复辟军国主义的日本。如果是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日本，怎么可能同我们和平共处？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邻居呢？不可能。我们解放以后对日本是采取了一种宽大的政策，这个政策收效极大。最近岸信介[10] 政府、日本的垄断资本家，企图挑起一个反对中国的运动，但挑不起来。我们和日本文化界、经济界人士的来往一点也不苛求。我们是大国的风度，不盛气凌人，仁至义尽，他们没有任何话好说嘛。
但是，新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这个阶段日本的尾巴翘得太高了。翘得太高是有原因的，就是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的经济、垄断资本不但有很大的恢复，而且有很大的发展。它积极找市场，积极向外扩张，这个扩张甚至搞到我们头上来了，又企图提出那个老口号：“工业的日本，农业的中国，原料的中国。”日本以为我们搞建设非靠它不可，它有机可乘。
日本既然把尾巴翘起来了，我们就要把它的尾巴打下来。对这种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就要狠狠地斗。这可以使日本帝国主义清醒一下，对日本人民也是个教育。否则，那些中间势力（资产阶级里面也有部分中间动摇的分子），会觉得岸信介那套办法还有出路。
和日本斗争是有益处的。不斗争，对日本人民不利，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不利，对远东和平不利，对整个世界和平也不利。不斗争，同日本正常的友好来往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这个态度不是制造紧张局势，而是有利于缓和紧张局势，有利于和平。打击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日本，才真正是为了和平。斗争的结果，我看好得很，最近岸信介政府开始清醒了一点。关于美国。日内瓦会议[11] 是美国要求开的。这说明美帝国主义心虚得很，怕我们打台湾，日内瓦会议也表现了这个特点。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孤立美国，揭露美国的面目。对美帝国主义，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哀求，一个是斗争。对于帝国主义，历来就是斗争。
这样的举动是制造紧张局势吗？对于和平有利吗？这要看到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对帝国主义必须斗争。现在从战略上来说，总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些。在战术上、战役上，每一个问题都要审慎地考虑。对日本问题，对日内瓦谈判问题，我们都是经过审慎考虑的、权衡了的。我们这样做就是因为整个国际局势对我们有利，对世界人民有利，对和平有利；就是灭帝国主义的威风，长中国人民的志气，长世界人民的志气。
注 释
[9] 这是邓小平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10] 岸信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日本商工相、国务相兼军需省次官。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监狱。一九四八年获释，先后任日本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干事长。当时任日本首相。
[11] 日内瓦会议，这里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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