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立脚点要放在准备打仗上[12]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
我们的国防力量，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都要加强。加强国防，无非是三个内容：一个是常规装备、常规军队；另一个是人民；再一个是尖端技术，就是原子弹和导弹。不要多久，我们的原子弹也可以搞出来，不过量少一点就是了。有了这个东西，有了这个我们军队中的骨干，还有民兵，就不怕了。当然，即使人造卫星上不了天，即使没有原子弹，我们也大有希望。
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13] 上讲：第一要争取和平；第二不要怕甩原子弹。他讲形势问题，就是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讲不怕战争。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14] 只讲和平不讲战争，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这是很不好的。莫斯科宣言[15] 解决了这个问题。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基础上的和平共处，是要用和平的形式，用发展速度来比垮帝国主义。离开了这个基础来讲和平共处，那是机会主义。
根据这样的分析，打也好，不打也好，反正我们主动得很。你怕，他也要打，他要打，我们也不怕。现在的形势变了没有？没有变。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对形势还是这个总的估计。打大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帝国主义现在是矛盾重重，内部不统一，气不足。现在看起来，美国至少没有准备打世界大战，英国也没有准备。又由于是东风压倒西风，因此战争可能打不起来，而且越往后越难打。这是一条估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就不做准备。任何时候，我们的立脚点都要放到准备打仗这一点上，着眼点放在准备打、打也不怕上，着眼于军队随时能用得上。所以，毛主席经常讲这两条。教育人民如此，实际准备也如此。总之，着眼点要放在积极准备自己的力量上，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那么我们任何时候都是稳妥的。
我们中国人睡得着觉，是乐观主义者。世界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很多，我们中国人就天不怕地不怕。大概因为我们没有原子弹，所以不怕原子弹。归根结底，还是人最厉害，还是要靠人来打胜仗的。因此，我们的军队还是要讲思想、讲政治。今后，有了原子弹还是要这样。总之，不发生战争，我们好好建设；发生战争，我们就打完了再建设。是他们先打的嘛，理总在我们这一面。
现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搞好。国家有了经济基础，军队这一套搞起来就快。我们几年来就是搞这个事情。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一些，把我们军队建设好一些，加上物质准备、精神准备，思想上不要松懈，这样，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能应付自如。
注 释
[12]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13] 莫斯科会议，这里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十六日至十九日举行的六十八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4]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即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大会。
[15] 莫斯科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和十六日至十九日六十八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准则，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人民生活问题必须解决[16]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日用生活必需品是关系六亿人民的生活问题，比一千八百万吨钢还重要。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要注意整个国民经济。
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要下调。在落实的基础上，积极增产。原来那种做法，只会上不去，最后还得下来。毛主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材料，只有下来，理所当然，没有议头。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一千八百万吨钢完不成事情大，还是国计民生和市场问题大？市场和出口的影响，是根本问题，比一千八百万吨钢问题大得多。人民生活问题必须解决。没有出口就没有进口，不挤出东西来出口不行，不进口不行。现在是二十万吨橡胶进口合同不敢签订。没有橡胶，长春汽车厂要停产。没有汽车，许多运输机械都出不来。没有二十万吨橡胶不能过日子，但橡胶要大米换。
协作区的同志、省的同志要注意市场。粮食关还没有过，还有七、八、九三个月不好过。国庆节能在蔬菜方面安排好一点就好了，鸡鸭看来难安排了，小摊上能有些面包卖就好了。
武昌会议、上海会议[17] 始终钻在一千八百万吨钢中突不出来， 问题越来越严重。一千八百万吨钢既然办不到，索性来个精神解放，搞多少，算多少，各地钢产量，能上多少，即多少，尽力争取。钢一千三百万吨有把握，一千四百万吨有希望，超过一点也有可能。凡是能多搞的，可以多搞些。
地方同志担心产生消极情绪。留有余地好。眼睛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就会把全局丢掉，包括丢掉人心。华东钢铁指标落实后能超额完成任务很好，但要注意全面。这样搞，人心舒畅，干劲更足。
轻工业的品种、质量是个大问题，要特别注意。养猪的粮食要列入计划。出口与供应城市的猪肉要解决。要扎扎实实地搞，用大半年的时间，恢复到去年八月以前公园小卖部和商店货架子上的状态。要按此安排，提出奋斗目标，努力去做。年底以前达不到这个要求，可以顺延，要求不要太高了。
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不要纠缠在一千八百万吨钢里面，不要顾虑暂时不好看。安排得要恰当、扎实一点，年终来一个稳定的生活基础，对下一年有好处。
不只是钢的问题，还要看得更宽点。现在煤炭问题又出来了，挖肉补疮，寅吃卯粮。落实计划不是妨碍积极性，中央并不消极。在既定的条件下争取多搞，能超过的更好。轻工业也是如此。要迅速从压迫我们的几个指标下解放出来，把钢材分配下去，好安排生产。
解放思想，全面安排，解决工农、轻重关系。工农关系在劳动力上要更多注意农业；工农业发生矛盾时，工业要“让路”。我看解决了人民生活问题，饭吃饱，有油、菜、肉，生产起来劲头就大了。最近发一个节约的指示，把道理讲清楚，忍耐一下，等待争取农业丰收。
解放出来抓市场，实际上是农业问题，这个关很大。争取年底至迟明年改变过来，不改变不行。再加上把劳动力调整好，品种搞齐一点，养猪、打草帽辫等收入增加，农民也好过。食堂问题不解决不行。这些问题要和农民商量，抓一下。计划落实后，中央工作重点转入农业和市场。
注 释
[16] 这是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工业生产情况汇报时讲话的一部分。
[17] 武昌会议，这里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会议，这里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始终要抓农业[18]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对于农业，我们有新提法，即以农业为基础。这个提法是否合乎马列主义？我们研究了，马克思、列宁都很重视农业。农业落后，工业就要受到拖累。农业发展，可以促进工业发展。农业每年增产百分之十就不容易，而食品、副食品、轻工业原料，都要靠农业。所以，农业是基础，始终要抓农业。
我们也提农业机械化，但技术问题未解决，特别是水田和密植。因为我们土地少，要靠高产。机械化能否高产，怎样用法，还未解决。但机械化不能减产。
注 释
[18] 这是邓小平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永镐时谈话的一部分。
争取和平应该两条腿走路[19]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三日）
我们共同致力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能够把战争推迟就好，推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行，推迟四十年更好。
争取和平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群众的斗争，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的壮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帝国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包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斗争，也是和平运动中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准备与帝国主义谈判，例如最高级首脑会议、裁军会议。有人说中国对这个不热心，我们怎么不热心？我们应该热心。但是同帝国主义打交道不是很容易的事，企图以谈判来迫使帝国主义下台那是办不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迫使帝国主义做些妥协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朝鲜停战就是一例。帝国主义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同意停战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停战也比较有利。这说明不是完全不可能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当然这些都是在帝国主义日子不好过的情况下取得的。有这种可能我们就应该争取。在朝鲜、日内瓦的谈判我们都参加了，中美大使级会谈[20] 也进行快五年了，如能达成协议当然很好，如不能，也能达到揭露帝国主义的目的。这样就能孤立帝国主义，争取中间分子，教育人民、动员人民，扩大和平力量，这就是两条腿走路。
我们希望和平，但帝国主义要打怎么办？这不能由我们决定，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打。帝国主义听不听我们的指示呢？我们不是它们的参谋长，它们的参谋长是垄断集团。我们的希望落空了怎么办？重要的是，不要使自己的人民丧失警惕性，仗不是怕打就打不起来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丧失警惕性。我们的出发点是，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要提高警惕，这并没有坏处。人民都有精神准备，才是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
现在有一种论点说，核武器决定战争胜负。这不是马列主义的观点。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我们对战争有了准备，相反地可以制止战争，因为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它是要小心的。
现在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会是突然的。如不做好精神准备，战争一旦爆发，要临时准备就来不及，就必然会陷入混乱状态，那时人民也会埋怨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们。人民不怕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才怕人民。
我们这一代经历过阶级斗争，也遭受过压迫、苦难和战争的考验。重要的是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使他们知道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上还有风暴，教育他们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国际问题。现在有两个口号，“没有战争的世界”、“没有武器的世界”。办到当然很好，不过在阶级社会中绝不可能办到。
注 释：
[19] 这是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布希尼亚克时谈话的一部分。
[20] 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由于美方阻挠，会谈经常遭到破坏和中断。金门炮击开始后，又继续进行。一九五八年九月，会谈改在华沙举行。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会谈一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进展，但保持了两国之间的外交接触。
革命和建设都要贯彻群众路线[21]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根据我们的经验，农村工作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这是不成问题的。工业方面能不能走群众路线呢？这个问题有争论。我们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走群众路线。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样不行。他们说，苏联实行“一长制”，我们也非如此不可。这是方法问题。我们不能说苏联错，我们说的只是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在我国，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包括搞改革、发明、创造，也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实行党的领导、技术人员和群众三结合。无论革命、建设，都要贯彻群众路线。这样，取得胜利要快得多，成绩要好得多。
革命不断前进，建设也不断前进。我们运用了列宁的理论，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相结合。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观点是，包括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等一系列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就会发生阻碍，虽然最后终须解决，但应有预见。思想指导必须在前一步看到后一步，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做准备。领导要看到下一步，照顾下一步，要一步步引导群众前进。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搞社会主义也要想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本身又分为几个阶段，要一个革命接一个革命，不断地前进。
注 释：
[21] 这是邓小平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会谈时谈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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