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建设不能凭热脑筋[22]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
老实说，主要当家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一切问题的决定，关键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搞得好一点，事情就搞得好一些。我们这些人有时注意得不够，影响是不小的。
总的来说，我们是做得好的，否则怎么解释发展这么快？这是个总的形势。但是，作为领导者，我们不应该忘记除了九个指头以外一个指头甚至少于一个指头的问题。领导者头脑要热，但是更要冷。我们热这方面是够的，但是冷这一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同志不够？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现象，少奇同志也讲了，不要小看。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这样的讲法，如果我们不注意，哪怕不到一个指头，它可以发展到一个指头，甚至多于一个指头。到那个时候再来提醒，再来检讨，我们就要受损失。江苏有个县明明缺粮，省委答应调粮，可县委硬说不缺粮。硬着头皮，无非要保持它的荣誉。不只是县委，有一部分地委，是不是省里也有若干干部有这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要坏事的，有这种心理状态就不可能实事求是。我们一定要估计到，有这样一部分同志，相当程度地丧失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应当说，这个时期暴露得相当充分。
粮食少一点，只要意识到了，安排得好，日子可以过。以后如果遇到丰收，也要当穷日子过，宁肯一个人多留几十斤粮食放在那里。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不会过时。从中央起，需要我们把这个经验总结起来，对我们极有益处。
搞建设不能凭热脑筋，要充分照顾到客观规律。这一两年，毛主席总讲要冷热结合。要承认客观规律，违背规律就会受处罚。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不够，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足够吸取。
注 释：
[22] 这是邓小平在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讲话的要点。
搞建设必须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23]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
穷也是一种压迫，迫使我们要建设得快一点。如果经济不独立，国家再大也没有用。工业发展依赖农业的发展，这种情势迫使农业要快一点发展，工业发展也要快一些，就是想办法如何搞得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我国的特点是人多，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方法可用于别的国家。
农业方面，三年来有两年大自然灾害，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的灾害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你们经过的黄河，曾经干枯到人可以徒步而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两年的灾荒，给我们造成的压力很大。所以，从今年起，宁肯降低工业发展水平，也必须把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工作做好。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必须解决农民问题。革命战争时期要解决农民问题，革命战争根本上是农民战争，只有动员农民参加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建设时期也要解决农民问题，如何使他们吃饱并且生活逐渐好起来，我们找到了人民公社这条道路。十多年来，我们搞了很多水利工程，仍感劳动力不足，人再多也不够。我国人多地少，每人只有一点点土地，必须深耕细作，一块土地要花很多劳力，经常感到人力不足。搞农业机械化，得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是很难的事。三年来，工业人口增加到四千万，粮食怎样办？这是一个问题。农村劳动力减少，要按比例，这主要是一个工农联盟的问题。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同苏联相同的是，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都要搞机械化；不同的是，苏联土地多，我们土地少。解决农业问题比搞工业困难。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后，仍要深耕细作，拖拉机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要解决水利、化肥等问题。
工业建设要以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主，搞水利工程，搞机械化，搞化肥。从今年起，工业的发展方向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关于建设问题。毛主席经常说，革命已经成功了，革命的路子走对了。但全党真正学会搞革命是在搞了二十四年以后，这集中表现在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24]，全党直到这个时候才学会掌握毛泽东思想。因此，这才能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仅用三四年时间就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建设问题，毛主席也说要二十年才能真正学会。要学会搞经济，并不比学会搞革命容易。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搞不成功的。建设也一样，必须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也有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十一年来，我们尽管有一些成绩，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犯一些错误，走一点弯路。当然，十多年来，我们并不是全在走弯路，一般说还是正确的，有一些东西还在摸索。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犯了错误就要纠正，这样就可以使小的错误不变成大的错误和严重的错误。
注 释
[23] 这是邓小平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4]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搞社会主义一要群众满意二要发展生产力[25]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们还很落后，全国解放才十一年，还有许多工作做得不够好。现在工业水平还很低，农业问题还未过关，解决这些问题大概需要二十年，现在可以说有了较好的基础。去年我们有了一千八百万吨钢，没有这一基础解决起来就要慢得多。但是我们的一千八百万吨钢和法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不同，品种不多。
我们想放低速度，解决质量问题，我们有个口号叫大跃进，以前大跃进是数量，现在转向质量，这也很费劲。现在我们只有百分之几的土地是使用机器，农业比你们还要落后。我们国家大，要用很多机器，钢铁总要发展。要搞农业机械化，可是搞农业机械化就要放低工业速度。社会主义建设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主要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包括苏联在内。
一个国家粮食和饲料总要能自给。我们集中力量搞，主要依靠两只手，当然两只手也能做很多事情，但总不如机器，所以要机械化。我们要搞拖拉机、播种机、各种加工机器，这就要许多钢材。我们确定的方针是先搞农业，农业问题解决了，才能养活工业。宁可工业慢一点，首先要解决农业问题。
我们国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少。所以光有机器不行，还要修水利，要化肥，精耕细作。我国的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中国过去的历史是饥饿的历史，解放后一年比一年好些，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大灾荒。我们有两条可以渡过灾荒。第一条是修了很多水利工程。现在灌溉面积已达八亿亩，而这几年中就增加了六亿亩，主要是公社化以后增加的，公社化促进了水利建设。第二条是人民公社的组织力量，可以千方百计使收成好一些。我们要花十年的时间实现机耕化、水利化、化肥化，靠自然肥料是不够的。当然你们看到的是好事情多，我们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
最近几年，有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同志来过中国，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经验，但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是对每个国家都适合。每个党只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成功。如果我们没有能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那就不会成功。这种结合，第一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把这点放在第一位就不能胜利，就没有方向。但方针和路线不和实际相结合就没有生命，是死的。任何国家在革命和改造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具体问题，如我们的土改和苏联的就有些不一样，我们是比较广泛地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办法，因为我们是从农村搞起来的，我们的一切政策如果不使农民满意，农民就不来，农民能拿起枪来冲锋陷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分地的方法也和苏联不一样，对富农的政策和合作化的道路也不一样。但总的是马列主义的，总的方向是动员农民消灭封建势力。我们经常告诉访问中国的同志，中国有许多经验可能对其他国家不适合，如人民公社，我们从来也没说公社适合其他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群众是否满意、支持是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
如果认为我们现在的公社是共产主义的，那就要犯错误了。公社是社会主义的，我们从公社开始建立就反“共产风”，现在还在反。我们三年来一直在反对这种错误。有些同志想搞共产主义，超阶段，这样做的地方都犯了错误，没有这样做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注 释
[25] 这是邓小平会见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总书记马努埃尔·贝雷斯和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政治局委员亚顿·格瓦拉时谈话的一部分。
根本的工作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26]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
全国胜利后，要保证几亿人口吃、穿、用，我们的工作是比较细致、比较谨慎的。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社时，出现了高潮，提出了多快好省，形势很好，头脑就不够冷静了。一九五八年以来，事业兴旺起来了，我们也有一点经验了，就比较马虎了。资本主义工商业非改造不行，手工业也要改造，但是搞快了，变成全民所有制的了。人民公社肯定要搞，但如何搞，规模多大，摸得差。如果搞得谨慎一点，有些话慢点说，可能会好一点。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缺点，中央应负担主要责任。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央的具体工作由书记处主持，作为中央常委和毛主席的助手，工作没有做好，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如钢铁的第二本账、粮食产量、公社规模等，我们都参加了意见，赞成了的。材料不是没有，也有反面材料，就是没有直接的调查研究，没有及时抓住问题进行检查。有些问题发现了，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如河南、甘肃、青海、安徽等省的问题早就发觉了，也并不是不相信，总以为总的形势好，省委的领导好，怕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怕引起另外一股风，顾虑过多，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当然，出发点还不是消极的，而是方法不对头。中央书记处没有尽到责任，工作没有做好。
其次，这几年教训是沉痛的。但不管怎样，成绩肯定是主要的。没有那么一种空气，一千八百万吨钢是搞不上去的。搞了一千八百万吨钢，搞了这么多水利，有了一定的工业水平，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总要有这个信心。工农业方面，如果方法比较对，可以有更大的成绩。譬如钢，只搞一千八百万吨，不搞二本账（二千万吨），左邻右舍可能好一点。我们决心大，就是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毛主席批评我们，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主席对我们的批评是完全对的。我们应该从这些方面来接受经验教训，中央、省委把责任担起来。
“十二条”[27] 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加上这次的“六十条”[28]，再加上调查研究，就比较完全了，事情就可以办好了。“六十条”贯彻下去，肯定可以调动群众积极性。过去出的一些偏向，可以向群众讲清楚。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承认千差万别、大同小异。大同就是大的方针政策，小异是重要问题。大同要调查，小异也要调查。过去大同不做调查吃了大亏，小异不做调查同样吃了亏。还有个组织形式问题，中央机关有相当多的干部，搞文字工作的时间要少一点，拿出一些时间到各个战线、各个方面去做调查研究。现在农业比较清楚了，工业还很不清楚。农业上的问题大体相同，工业则不同，几十万个厂子千差万别。我们要放下官架子，自己搞些经验。“六十条”还会发展的，还会出现新问题，还要前进的，出现新问题要抓住。某一个公社、某一个县前进了，不能全面铺开，总要看一个时候。要又稳又快，稳妥才能快。当前，完全止步，无所作为，这不叫稳妥，至少不叫妥。
这几年工作不深入，工作有些浮，应当坐而言要少，起而行要多。
注 释
[26]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27]“十二条”，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文共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28]“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称“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全文共六十条。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条例草案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做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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