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委文藝工作座談會側記

　　文藝有溫度

　　——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抒寫實現中國夢的征程

　　文藝，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這一鑄造靈魂的工程本身，也發軔於我們火熱的生活、腳下的土地。

　　一位攝影工作者，一部相機，半個世紀以來，在一聲聲清脆的快門聲中，記錄下解放后杭州一戶普通家庭五代人的命運變遷，也記錄下了翻天覆地般的時代進步。他，就是省攝協原副主席、浙江日報高級記者徐永輝。

　　“不管時代怎麼發展，文藝工作者走基層、到群眾中去交朋友、走群眾路線的法寶千萬不能變。隻有心中裝著人民，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才能准確反映他們的需求和心聲，創作出積極向上的好作品。”會場上，徐永輝邊說邊展示著手中的照片，他身旁的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省電視家協會主席程蔚東看得很真切，頻頻點頭。“革命戰爭年代中，農民群眾勒緊褲帶把節約下來的糧食支援前線﹔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老百姓流血流汗，提前完成一個又一個國家重點建設項目……這一切巨變，我看在眼裡，記在心中，把它們留在鏡頭裡。是人民創造了時代！”

　　對此，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鮑賢倫也有同感：“兩年來，我們的‘浙江書法村’建設暨書法服務活動，受到基層老百姓熱烈歡迎，送作品時人山人海，聽講座時難得安靜，評點作品時爭先恐后——與其說是書法家‘送溫暖’，不如說是農民兄弟們回饋給我們強烈的‘幸福感’。”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聆聽省委書記夏寶龍的講話，結合浙江書法工作的實踐，鮑賢倫深感責任重大：“因為工具簡便，書法已成為不分身份、年齡、性別且廣受歡迎的大眾化藝術實踐方式。書法家有責任、有義務‘推波助瀾’，讓書法與人民大眾的關系近些、再近些，全民書寫，翰墨天下，對養成健全人格、弘揚中華文化，功莫大焉。”

　　文藝，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始終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當下，文藝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抒寫和見証著實現中國夢的歷程。

　　“我的學校是鄉村，我的老師是農民。40多年來，我憑著自己的愛好和感覺，在演出中鍛煉、在實踐中提高。”“長期在鄉村演出，好比天天在農村體驗生活，寫農民想說的，唱農民想聽的，在百姓中汲取營養，再到鄉村中回報收獲，我創作的紹興蓮花落是‘野生’的，不是‘圈養’的。”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省曲藝家協會主席翁仁康的發言與他的作品一樣，深入淺出，質朴中透著民間智慧和幽默：“近年來，浙江曲藝人不但自己深入田間、地頭、山區、海島，還想方設法把全國的精品活動請到浙江鄉村來落戶。今年9月到11月，我帶著曲藝‘輕騎兵小分隊’，到全省多個文化禮堂演出了20多場，2015年元旦、春節期間，我們還要再巡演20場。為人民服務是文藝工作者的天職，我們地方曲藝一旦離開鄉村，會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旦脫離百姓，一定會兩腳騰空。”

　　為了參加省委文藝工作座談會，正在廣州出差的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得主、作家陳海飛匆匆打“飛的”趕回杭州。“夏書記如數家珍地說到古典詩詞、曲藝書畫，說到我們浙江歷代的文化、文藝名人，不僅十分‘接地氣’，也讓我們深受鼓舞。”陳海飛的筆記本上，記滿了這次座談會上動人的“閃光點”：“創作生產優秀作品是文藝工作的中心環節”，“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打造精品力作，必須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要“通過更多更好的作品來講述浙江故事”，“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真正使豐富的愛國主義精神養分滲透到全省人民的內心深處”……

　　“夏書記的話，讓我想到了我創作的反映浙江四明山抗戰的長篇小說《回家》、描寫浙江諸暨走出去的地下工作者梅娘的小說《捕風者》、講述投身革命的蘭溪婦女工作隊隊長故事的《往事紛至沓來》……無論是小說還是影視作品，我都要求自己以全心全意為老百姓創作的態度，百分之百地投入。”陳海飛說。

　　走出會場，越劇表演名家、一級演員王濱梅和她的同事們仍沉浸在巨大的鼓舞中。作為戲劇大省的浙江，一方水土活躍著四五百家民營劇團﹔作為浙江越劇團看家戲，《九斤姑娘》從田頭走來，走過百年，走出國門，“扎根生活的藝術，最是常青。”

　　“如果我不去偏遠海島體驗生活，不見到吳大姐，聽不到鄉親們的聲聲呼喚，難以想象我念出來的台詞是個什麼樣。”這是新作《我的娘姨我的娘》帶給王濱梅最大的體會，“無數場演出，無數次體驗，讓我真正理解了吳棣梅為何能在海島上堅守40年。”

　　藝術從生活中來，藝術到人民中去。身為“梅花獎”得主，王濱梅“綻放”的舞台並不總在那些鎂光燈聚焦的地方。節假日是她最忙的時候，每年春節，她都會堅持與同事送戲下鄉，十年如一日。但王濱梅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藝術的生命力在於不斷地自我提升，更在於把藝術之美帶到百姓中去，豐富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