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是如何產生的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科舉制產生的根源

古代選拔人才的目的和現在有所區別。現在選拔人才的途徑及其用途是多向性的，人們可以通過公務員考試的方式進入仕途，但更多的文、理、工科專門人才不是用以做官的，而是從事各種業務和工作。而古代就不同了，它選拔的人才是用以管理社會的，就是各級政府的官員。

科舉制為什麼會在七世紀初產生？科舉制產生前有哪些用人選拔制度？其特點是什麼？又是怎樣被科舉制取代的？著眼於歷史長河的比較分析，便可得知科舉制產生的特定時代背景。

在古代人才選拔體系的鏈條上，漢代有察舉征辟制，魏晉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隋唐時期便出現了科舉制，這是個一脈相承的過程。那麼，這裡需要對科舉制之前的兩個人才選拔制度做一簡單評析。

先說察舉征辟制。自下而上叫舉，即推舉。辟，即征辟，是自上而下的薦拔。兩種選拔方式不同，但是選拔人才的目的是一致的。這是漢代的制度。

再就是九品官人法。曹魏之后至南北朝時期的九品官人法進行品第，分為九品，稱為鄉品。鄉品是官品起家的依據。起家官品一般比鄉品低四品左右﹔如鄉品二品，那麼其授予的起始官品即為六品。同時它也限定了最終官品的級別，也就是說他的最高晉升等級不會超過二品。這種制度最初還注意品狀，后來因豪族控制，淪為他們壟斷的工具，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格局。

然從常理看，依據門第的做法起初也不全是無有道理的。較高的大族不僅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也具有較好的文化素養，而且也佔據著一定的官位，其子弟自幼在家庭中濡染，自然容易養成某些管理社會的素質。但經歷幾代的蛻變，可能出現退化的情況，世家大族也會成為白痴。這則是門閥制度的弊端所在。

這些制度都是和當時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狀況相適應的。在國家政治體制或是諸侯分封制或是皇權制的前期，對地方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地方豪門勢力控制著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力，人才選用制度必然帶有較多的上古社會宗法、血親關系的殘余，從門第出發，官位世代承襲，即所謂的“士之子恆為士”。這是由當時的歷史階段決定的，是無法超越的，同時也反映了封建社會初期各種制度體系還處於摸索階段和具有的不完善特征。

隨著門閥制度腐朽性的暴露，國家為了加強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必須有強力的官僚隊伍支持和相應的選拔手段。在這樣的背景下，隋大業初年科舉制應運而生，直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終止，影響中國社會長達1300年。其制度內容是，通過考試途徑選拔管理人才﹔其制度特征是：不限門第，公平競爭，擇優錄取。因不設門檻，多數家庭子弟都可參加。隻要是本著“學而優則仕”的原則，皆可步入官僚隊伍，改變自身命運和家庭地位，實現階層的上行流動，較前主要側重門第和血統的制度具有明顯的優越性。

所以，從政治史的角度看，中國政治自隋唐之后可以說由門閥政治進入官僚政治，中國社會由門第社會邁入科舉社會。依照制度規定，除賤民或犯罪家庭外，科舉之門對所有人都是敞開的，也就是說在考試資格上人們機會均等。隻要努力了，都有可能考取功名，獲得官員身份。原來的白丁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甚至位至高官，那麼他的家庭地位就會發生非常大的轉換，從社會底層上升到社會上層。科舉社會足可成為封建社會后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現實當中，科舉中試者也有實際的經濟利益。一旦通過科舉途徑取得身份，進入仕途，便可迅速實現命運轉換。宋真宗曾有《勸學詩》說：“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願，五經勤向窗前讀。”這便是露骨的描述。士子若考取了功名，就等於獲得了穩定的財富來源。明太祖朱元璋就給讀書人以特別關照，說他們應該區別於一般人，免除了他們的徭役，給予體面和優待。到了明中期后的嘉靖、萬歷年間，不僅豁免了官員的徭役，還給他們免除一定數量田畝賦稅的資格。其具體的免賦原則是，在京官享受免賦量的基礎上，外官可享受京官的一半，致仕官可享受在職官的五分之三，所以明后期紛紛出現百姓投獻官員田畝的現象與此相關。士人一旦獲得一第，搖身一變，平步青雲，即所謂的“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旦白屋而夕朱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說得更為形象，就是說你早上還是田間裡的農夫，晚上就變成了皇帝拔擢的官員，說明其地位的瞬間突變。

我們經常講，人最得意的情景中有金榜題名，對於士人而言，實際上還有一個捷報歸家的榮耀。考中的消息一經傳出，人們敲擊鑼鼓到家裡傳送捷報，雖有偶遭敲詐的情況，但那種熱鬧的場合和氣氛還是滿足了光耀門庭的虛榮。聚協昌科舉博物館中有份光緒五年（1879年）山西劉振德考取解元（鄉試第一）的捷報，考取前還是一般的生員，之后便稱貴府老爺某某，稱呼馬上發生了變化。此外還有很多禮遇，如鄉試后舉行鹿鳴宴。殿試后唐朝有曲江宴，宋時稱聞喜宴，明清時稱恩榮宴，極其榮耀。唐時將考中者的名字題刻於雁塔之上。明清時由禮部和工部負責在國子監建立進士題名碑，備受習讀士子的羨慕﹔刊刻鄉試錄、會試錄和登科錄，芳名千古，父祖沾溉。

實際上，不只是他本人和家庭，他的家族也都受益豐厚，借以獲得地方上的聲望和政治上的庇護傘，這也就是某些大族為何情願拿出大量資財全力支持子弟讀書和應試的原因所在。在聚協昌科舉博物館裡有兩個家族的合同議約，一件是嘉慶十九年的，另一件是咸豐六年的，其中都有為激勵子弟在舉業上有所成就所擬具體條文。如童生應考給卷資和盤費，童生考取給藍衫錢，生監應鄉試給盤費，舉人進京會試給路費，考取舉人或進士給賀儀或喜錢，等等。這從一個側面表明許多家族希望在舉業上投資並獲得回報。

當時有說法稱，這些考中的舉人和進士非同凡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還有一種說法，說他們是佛，稱考試的貢院叫選佛之場，登記的名冊叫千佛名經。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的普遍心態，完全把這些人神化，流露出對科舉及第的渴望和崇拜。因此，我們稱呼隋唐之后特別是宋代之后的社會為科舉社會絲毫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