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黨內錯誤傾向的批判
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錯誤和危害性，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右派的斗爭中日益暴露出來。此種情況，引起中共黨內一部分同志的憂慮。為了從理論上反對黨內存在的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統一全黨對中國革命的對象、領導力量和同盟軍等重大問題的認識，毛澤東於1925年11月和1927年3月，先后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兩篇重要文章。主要觀點是：
（一）指出了革命的領導力量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指出：“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他以四年來無產階級在罷工所表現出來的堅強毅力和強大力量，說明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理應居於領導地位。他還分析了中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主要原因。他說：“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個原因是集中。無論哪種人都不如他們的集中。笫二個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去了生產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戰斗。”
（二）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對象
他說：“在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
（三）指明了農民階級是無產階級的最廣大最可靠的同盟軍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通過對農民三個階層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的深入分析，指出：由雇農、貧農、中農所構成的農民階級是願意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天然的同盟軍。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列舉農民運動中涌現出的十四件大事，指明農民參加革命運動的偉大歷史作用在於掃除封建宗法的土豪劣紳、不法的地主階級對中國農村的統治，摧毀幾千年專制政治制度的基礎，挖掉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其實質是實現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因此，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力量。這些論述為在中國革命中建立工農聯盟奠定了理論基礎。在這些論述中，毛澤東很策略地講明他在農民問題上同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思想和張國燾“左”傾錯誤思想的分歧。
（四）論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
毛澤東指出：“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他指出：“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毛澤東提出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科學論斷，為中國共產黨對這一階級必須採取又聯合又斗爭的策略提供了理論依據。
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如何處理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這是中國的統一戰線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於這一問題認識和處理得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革命的前進與后退、勝利與失敗。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思想的人，隻看見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性的一面，而看不見其對敵妥協性及其右翼可能叛變革命的一面，所以，對民族資產階級隻講聯合，不作斗爭和提防，其結果必然會損害革命的利益。毛澤東在其正面論述中已經蘊涵著對陳獨秀右傾錯誤觀點的批判。
（五）闡明了無產階級政黨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若干策略問題
在這兩篇著作中，毛澤東提出了若干關於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例如，關於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正確地認識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妥善地處理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策略思想﹔關於放手發動、積極領導農民運動的策略思想﹔關於在農村中堅決貫徹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之階級路線的策略思想﹔關於建立農民政權以強化工農聯盟的策略思想﹔關於武裝農民以加強黨在統一戰線的斗爭能力之策略思想，等等。這些策略思想是毛澤東在分析中國現狀、總結群眾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對於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具有重大的意義。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容就是土地革命，左右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全局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中國共產黨能否正確領導土地革命，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也是關系當時的緊急問題。毛澤東這一考察報告，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提出了一條正確解決這一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和工農聯盟的正確思想與農村工作方針。雖然當時未被黨的領導機關所採納，更不被陳獨秀所重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正反兩方面的教訓，使全黨更深刻地認識到這一著作是我們黨領導農民斗爭的經典之作。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
“四一二”蔣介石反革命政變
面對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和工人運動的蓬勃開展，驚恐萬狀的美、英、法、日帝國主義在增調軍隊進行武裝干涉的同時，加緊了對中國革命陣營的分化活動，積極策動資產階級右派的叛變。名為三民主義信徒，實為反共、仇共的蔣介石，正想借洋人之力以實現自己積蓄多年的反革命野心，也積極與帝國主義、封建買辦階級勾結。1926年11月，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蔣介石企圖將國民政府置於他本人的控制之下，極力主張遷都南昌，挑起了一場遷都之爭。12月9日，國民政府遷至武漢。13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執行最高職權。並決定聯合唐生智，聯絡馮玉祥，開展反蔣運動。1927年9月，蔣介石發出通告：武漢不得以中央黨部和國民黨政府名義公開辦公。同時，蔣加緊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張作霖，並屠殺共產黨員，武力鎮壓國民黨左派。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國民黨在武漢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全會否決了定都南昌的提議﹔通過了維護孫中山三大政策，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等決議﹔並以改變領導體制的辦法，在實際上撤銷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但由於蔣介石重兵在握，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地進行反共活動。從3月16日離開南昌到26日到達上海，“走一路打一路，專門打倒赤化分子”。
蔣介石到達上海后，隨即同帝國主義列強、江浙財閥和上海流氓頭子等進行了一系列秘密會談。帝國主義列強鼓勵他“迅速而果斷地行動起來”，江浙財閥給了他幾百萬元的巨額資助，黃金榮、杜月笙保証用他們控制的青紅幫流氓充當他解除上海工人糾察隊武裝的打手。蔣介石又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李濟深、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至此，蔣介石已完成了對中國共產黨發動突然襲擊的准備。
處於如此緊急關頭的陳獨秀，在3月下旬致信中共上海區委，提出“要緩和反蔣”。4月5日，陳獨秀和已與蔣介石在反共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的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工人糾察隊”的真實計劃，說成是“不審自何而起”的“謠言”，國民黨“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要求大家“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要信任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
“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作為黨的領導人的陳獨秀，竟如此荒謬、如此愚蠢地同意發表這樣的宣言，無異於為虎作倀。不僅完全掩蓋了蔣介石蓄謀已久的屠殺陰謀，而且解除了中共和革命群眾的思想武裝，使之處於無准備、無力反抗的束手待縛、延頸待砍的危險境地。
4月12日凌晨，被蔣介石雇用收買的大批青紅幫武裝流氓從上海租界沖出，向分駐上海總工會等處的工人糾察隊發動突然襲擊，工人糾察隊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被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強行繳械，殺傷300多人。13日，上海總工會召開工人大會，聲討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會后，工人群眾到寶山路國民黨二十六軍周風歧部請願。當請願群眾走到寶山路時，早已埋伏等候的二十六軍士兵向密集的人群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計其數。接著，蔣介石下令解散上海總工會，查封革命組織，到處搜捕共產黨員和革命者。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在上海的得手，更助長了其他地方反動派的反革命氣焰，他們妄圖在全國范圍內把革命者斬盡殺絕。這樣，4月15日，廣州的反動勢力解除了黃埔軍校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武裝，解散革命組織，屠殺革命群眾。在北京，張作霖於4月28日殘酷地殺害了李大釗等20名共產黨人。在廈門、福州、寧波、南京、杭州等地，一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也慘遭殺害。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東南各省。
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以后，中共同國民黨左派聯合對蔣介石發動了聲勢浩大的討蔣運動。4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號召人民群眾為“推翻新軍閥”、“打倒軍事專政”而奮斗。4月22日，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譚平山、吳玉章、林祖涵、毛澤東等39人，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候補執監委員名義聯名通電討蔣，號召全國民眾及革命同志，起來推翻蔣介石這個“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
“七一五”汪精衛集團叛變
蔣介石叛變后，與其所投靠的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地主買辦階級聯合起來，從軍事上對武漢形成包圍之勢，在經濟上制造困難，使武漢國民政府面臨的形勢越來越嚴峻。此時，慣於看風使舵的汪精衛的政治立場日趨右傾。這個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還大唱革命高調，表示“格守總理遺訓，為黨國效勞”，並高喊“討伐蔣介石”、“革命的站到左邊來”口號，儼然以“左派”領袖自居的人。轉為大講“糾正農民運動過火”，派人查辦湘、鄂、贛各省的“過激”言行，解散了湖北兩個最大縣(黃岡、黃陂)的農民協會。5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所管轄的4個軍的指揮官在武昌召開了反共秘密會議，駐在宜昌的獨立師師長夏斗寅叛變，攻打武漢。21日，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所屬之許克祥部在長沙叛變，封閉湖南革命團體，解除工農武裝。屠殺革命者。因這日的代號是“馬”，所以，又稱之為“馬日事變”。這是汪精衛為首的反動集團公開叛變革命的信號，從此反動勢力日益囂張。值此中國革命危急時刻，共產國際於5月召開了第八次執委會，並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指示：必須揭露蔣介石，孤立國民黨右派，改造國民黨機關，組織軍隊，改進工作。6月1日，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發來的指示，如果照此執行，黨就有可能同汪精衛集團進行有力的斗爭，使革命損失大大減少。但受共產國際派遣擔任國民政府顧問的鮑羅廷，認為這個指示“荒唐可笑”，採取“暫緩執行”﹔陳獨秀不僅不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反而為了討好汪精衛，表示對汪的信任，把指示給他看了。汪如獲至寶，便以此為借口，開始全面策動反共活動。6月5日，他解除了鮑羅廷所任的國民政府最高顧問之職務。6日，朱培德按汪的旨意在江西驅逐共產黨。10日，汪精衛、孫科、唐生智、馮玉祥等在鄭州開會商定，由馮玉祥坐鎮北方，調北伐軍唐生智部回師鎮壓湘鄂兩省工農運動。此時，汪精衛已墮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正當陳獨秀堅持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不惜犧牲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以忍讓、妥協來維持與汪清衛集團的繼續合作時，6月29日，何鍵在汪精衛的授意下，宣布與共產黨分裂，並以武力控制了漢口和漢陽。唐生智也在長沙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7月9日，武漢國民黨中央舉行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決定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取締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宣傳共產主義。14日，宋慶齡發表嚴正聲明，宣布退出武漢政府，公開與汪精衛決裂。15日，汪精衛舉行“分共”會議，正式宣布和共產黨公開決裂。他們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動血腥口號，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聯合戰線徹底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也遭到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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