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農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
中國民主革命能否取得勝利，關鍵是能否動員和組織廣大工農群眾支持、參加到這個革命中來。隨著革命形勢的勝利發展，依靠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動員和有力組織，在這個時期內，中國的工農革命運動得到了迅猛的發展。
1.工人運動的迅猛發展。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推進北伐軍所到之處，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地在廣闊的范圍內組織起來。湖南、湖北的工會會員，到1926年年底左右，發展到30余萬人，在許多地區，工人還建立了自己的武裝糾察隊。1927年1月，漢口、九江工人群眾在李立三、劉少奇的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國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先后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了配合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先后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認真總結前兩次起義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周密策劃，精心組織，於3月21日，由上海市總工會發布了總罷工令，參加罷工的達80多萬人。接著舉行了武裝起義。在起義總指揮周恩來及羅亦農、趙世炎的直接領導下，向駐在上海的反動軍閥展開了猛烈的進攻，經過30小時的激戰，打敗了反動軍閥的武裝部隊，解放了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在上海的長期統治。中國工人階級的這次英勇斗爭，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與革命精神，成為中國工運史上的不朽篇章。它也向一切懷疑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人們表明，中國工人階級是可以擔當起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重任。
2.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北伐革命戰爭期間，同工人革命運動一樣，農民運動也在大半個中國蓬勃開展起來。到1927年6月，全國已有201個縣成立了農民協會，人員發展到1000多萬人。特別是由於毛澤東在湖南農村進行的深入廣泛的革命活動，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使湖南的農民運動更是如火如荼、波瀾壯闊，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在這裡，普遍建立了農民協會，真正實行了“一切權力歸農會”，對農村的封建勢力進行了一次空前的掃蕩與沖擊。與此同時，還組織和建立了農民武裝，僅梭鏢隊各縣就達數萬人，全省農民協會會員達518萬人。
毛澤東與陳獨秀在革命理論方面的原則分歧和斗爭
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理論
1923年“二七”罷工失敗以后，陳獨秀相繼發表了《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兩篇文章，對中國革命一系列基本問題作了完全錯誤的理論分析，形成了他的右傾錯誤的理論基礎。其主要錯誤是：
（一）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前途作出錯誤的判斷
中國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終極前途，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陳獨秀卻認為，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經濟狀況，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全民族各階級共同起來謀政治經濟之獨立”的“國民革命”，革命的前途“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他犯下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
（二）否認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
他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概括說起來，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爭斗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爭斗之需要甚至於連自己階級的經濟爭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覺的工人(如手工業工人)，也並不是少數。”陳獨秀既然在理論上如此低估和輕視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和作用，那麼，在實際工作中，自然會採取不依靠工人階級和放棄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政策。
（三）低估了農民的革命性和革命要求
他認為：“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被難苟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斷言號召開展農民運動，是“決不能實現的幻想”。他根本不了解農民問題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也就不懂得農民是工人階級最廣泛最可靠的同盟軍，不懂得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隻有領導農民革命，和農民結成聯盟，才能找到推翻舊社會和建立新社會的革命力量。
（四）過高地估計了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
他說：“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運動中，革命黨便須取得資產階級的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畢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
中共黨內的右傾和“左”傾錯誤，各自從自己的理論出發，右傾錯誤隻注意國共合作，而“左”傾錯誤隻注意工人運動，但兩者都忘記了廣大的農民階級。所以，他們在資產階級進攻面前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獲得廣大的同盟軍。於是，在蔣介石反革命陰謀的步步逼迫面前，他們束手無策，只是採取軟弱無能的一讓再讓的政策，使蔣介石認為共產黨的領導者是軟弱可欺的，這就大大地助長了蔣介石篡奪革命權力的野心。
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新右派的斗爭
1925年3月12日，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民黨內本已存在著的左、中、右三派，圍繞著繼續堅持還是反對國民黨“一大”的政治綱領，堅持還是反對孫中山主張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展開了日益激烈的斗爭。
1925年6、7月間，自詡為孫中山三民主義“忠實信徒”、以理論家姿態出現的戴季陶，先后拋出了《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小冊子，在理論上，反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不能以其指導中國革命﹔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否認中國存在階級對立，胡說只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在組織上，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反對國共合作，宣揚國共兩黨沒有“共信”（即共同的信仰），決定了兩黨不可能“互信”，也不可能團結﹔提出中國國民黨必須具有“獨立性、排他性、統一性、支配性”。與此同時，在上海、廣州等地建立了“孫文主義學會”，為其實現更大的陰謀開始作組織上的准備。
針對國民黨新右派的反動活動，中國共產黨除了組織文章對戴季陶主義進行駁斥外，中共廣東組織的領導人，還主張通過召開國民黨“二大”，以達到打擊右派、孤立中間派、擴大左派，並給日趨靠攏右派的蔣介石以回擊的目的。但在國民黨“二大”的最后選舉中，由於陳獨秀、張國燾和共產國際代表維新斯基的妥協退讓，設有實現預定的計劃。在選出的36名中執委中，共產黨隻有7人，比原計劃少了近一半﹔在25名中監委中，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合起來才7人，右派佔絕對優勢﹔蔣介石不但沒有受到打擊，反而第一次被選入中執委。在接著召開的二屆一次全會上，他不僅當上了中常委，而且還被任命國國民革命軍總監，即總司令。使這樣一個在國民黨內地位不高的軍長，頃刻之間，成為炙手可熱、權傾朝野的人物，成為國民黨新右派的領袖。
蔣介石為了達到蓄謀已久的反革命目的，加緊了全面篡奪革命領導權的步伐。1926年3月18日，蔣介石指使親信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命令海軍代理局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調派中山艦到黃埔候用。當中山艦開到黃埔后，蔣介石的爪牙大肆造謠，誣陷共產黨陰謀暴動，要炮轟黃埔，推翻國民政府。此時的蔣介石故作“驚異”狀，矢口否認有調令的事。20日，他宣布在廣州戒嚴，逮捕李之龍等50多名共產黨員，扣押了黃埔軍校和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共產黨員，井強迫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這就是“中山艦事件”，或叫“三二O”反革命事件。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主張堅決反擊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周恩來在當天就趕到扣押共產黨員的廣州衛戍司令部，當面質問蔣介石，嚴詞斥責他破壞國共合作。中共廣東區委發表公開信，駁斥所謂“共產黨有推翻國民黨的陰謀”的謠言。蔣介石當時考慮到自己的羽翼尚未豐滿，這次行動多少帶有試探的性質，因此，很快又釋放了被捕的共產黨員，發還了所繳的工人糾察隊的槍支，表示這次事件只是一種“誤會”，“自請從嚴處分”。但同時，又借口加強團結，解散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堅持要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以實現他篡奪第一軍軍權的目的。
陳獨秀等人在軍權上對蔣介石的讓步，並沒有換得蔣介石對共產黨的善心。在1926年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借口所謂“消釋疑慮，拒絕糾紛”，提出了“整理黨務案”。其主要內容是：(1)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全體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2)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各部部長﹔(3)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4)中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對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須事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等等。對這樣一個排擠共產黨員篡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嚴重問題，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卻表現得嚴重右傾、軟弱，並強迫中共黨團代表簽字接受。結果使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被撤職，所留空缺大部分由國民黨右派分子取而代之。蔣介石也因此爬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並兼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長等要職。從而為他建立反革命軍事獨裁統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也為他伺機絞殺革命，准備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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