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全興
[摘要]青年毛澤東提出改造中國非普及哲學不可，並一生都在堅持和追求這一理想。他有一顆哲學頭腦，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革命和建設，並以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中國哲學的優秀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他把哲學變成了黨的事業和民族的事業，而哲學也讓毛澤東贏得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征程中，我們要堅持和弘揚重視哲學的優良傳統，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和現實化。
[關鍵詞]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現實化﹔民族復興
青年毛澤東提出改造中國非普及哲學不可，並一生都在堅持和追求這一理想。他有一顆哲學頭腦，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革命和建設，並以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中國哲學的優秀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他把哲學變成了黨的事業和民族的事業，而哲學也讓毛澤東贏得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在中華民族新的偉大復興征程中，我們要堅持和弘揚重視哲學的優良傳統，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和現實化。
個人是時代的產物，時勢造就英雄，而英雄人物又站在時代前列，引領社會前進，推動歷史的發展。
毛澤東由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靠的是什麼？我以為從思想上來講，他靠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他是革命家、軍事家，又是哲學家。因此，他能比其他領袖人物站得高些，看得遠些，統觀全局，運籌帷幄，不為枝節所拘，在重大的歷史時刻把握住歷史的本質，抓住關鍵，指明方向，引領社會前進。他的哲學思想是他全部理論和實踐的靈魂。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靠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世界觀引領了20世紀的中國社會，贏得了社會主義新中國。
改造中國宜從哲學、倫理學入手
受時代思潮和恩師楊昌濟的影響，青年毛澤東酷愛哲學，與蔡和森等同學組織哲學研究小組，定期討論哲學和倫理學問題，探求宇宙大本大源和救國之道。他認為，今之
天下紛紛，各種改革，皆是從枝節入手，未得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探求大本大源是哲學、倫理學之事。他提出：改造中國，“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他又認為：“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學不可。”（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5頁。）毛澤東這樣片面夸大哲學、倫理學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並不科學、正確，但他提出“普及哲學”的主張則是超邁前人的一種遠見卓識。更為可貴的是，他一生都在堅持和追求“普及哲學”的理想，並由此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為了救國救民，青年毛澤東勤奮學習，博覽群籍，對中外古今學說，不拘泥於一家一派之言，而是“庇千山之材而為一台，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冶東西文明於一爐。他反對盲從，主張獨立思考，對各種學說取批判態度，“挈其瑰寶，而絕其淄磷”。（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70—71頁。）
基於從哲學入手救國的觀念，毛澤東隻將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他不僅苦讀中國哲學經典，“國學常識羅於胸中”（《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3頁。），而且如飢似渴地學習西方新學，從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約翰•穆勒的《名學》，到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盧梭的《民約論》等名著中吸取新科學、新思想、新文化。他抄錄老師楊昌濟未出版的譯稿《西洋倫理學史》共七本（《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足見其學習之急切刻苦。他在一本10萬字的德國哲學家泡爾生著的《倫理學原理》上寫有約1.2萬字的批語，更可見其研讀之認真用心。此時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正處於形成過程中，既有唯心論，又有唯物論、二元論，總的傾向則是強調自我、個性、自由和心力，屬唯心論。
受進化論思潮和中國傳統辯証法思想的影響，青年毛澤東認為，世界變化萬殊，事物成毀之法則是自然界普遍的法則。他熱切地希望“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1頁。）。他直觀地認識到矛盾的普遍存在，“人世一切事物，皆由差別比較而現”（《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62頁。），一切對立面之間具有同一性，既互相依存，又可以互相轉化。
《體育之研究》是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論文，1917年刊於《新青年》雜志。該文雖然論述的是體育運動的意義、作用和方法，但其間滲透了作者的哲學思想，是一篇體育哲學論文。他在論述“體育之效”時指出：“天地44蓋惟有動而已444444”（著重號為原有，下同）。身體的強弱，“蓋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強者可以變弱，弱者可以變強，“勤體育則強筋骨”。他在論到體育可鍛煉人的意志時指出：“44444444444444。”整篇論文貫串著強調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的思想。“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故講體育必自自動始444444444”。（《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9—61頁。）此時毛澤東雖然在純哲學理論上還是一個主觀唯心論者，但他的《體育之研究》卻洋溢著唯物論辯証法思想，已初步顯示了毛澤東重視哲學運用的特點和優點。
受時代現實主義的影響，青年毛澤東繼承了中國實事求是的傳統學風，注重實地考察，向社會學習，讀無字之書。1917年暑假，他與另一同學一起在長沙、寧鄉等五縣，步行千裡，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他反對“空虛的思想”，主張“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33—334頁。）。青年毛澤東注重實事求是和社會調查的學風為他爾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作了思想准備。
青年毛澤東立志改造中國與世界，把哲學看成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切入點和工具。1918年8月，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正值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成立，他抓住難得的機遇，積極參加該研究會活動，旁聽北大的課程。毛澤東重視主義研究，“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98頁。） 。經過認真比較，他在諸種思潮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明確表示“唯物史觀是吾黨的哲學的根據”（《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頁。）。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他繼續“喜研究哲學”（毛澤東1921年1月16日在新民學會新年大會上的發言。《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2號，1921年1月），《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頁。），關注當時世界哲學的最新進展。
總之，青年毛澤東酷愛哲學，重視哲學的學習和研究，有一顆哲學頭腦，這對他的一生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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