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全興
馬克思主義哲學 是領導干部的必修課
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將毛澤東推上歷史大舞台。他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黨成立后，他先后從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在大革命時期，他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在對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運動進行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初步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這是兩篇政治文獻，而非哲學著作，但它們卻鮮明地體現了辯証的歷史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唯物辯証法的初步運用。
毛澤東哲學頭腦優勢的真正顯示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
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並率起義隊伍向井岡山進軍。上井岡山是逼出來的。上井岡山，並不等於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論上回答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存在、發展和怎樣才能存在、發展的問題。毛澤東發揮了他長於哲學思維的優點，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中，他從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政治落后的、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出發，分析了世界基本矛盾和中國社會矛盾的相互影響，指出隻要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狀況存在，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互相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由此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一天天激烈地混戰，進而加劇反動統治者階級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整個中國革命就處於星火燎原之勢。統治階級“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頁。）。他通過對中國社會尖銳、復雜、曲折和不平衡的矛盾的分析，論証了紅色政權的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根據，初步揭示了中國革命走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唯物辯証法在中國革命中的杰出運用。
毛澤東不僅揭示紅色政權存在、發展的客觀根據，而且善於從認識論上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指出紅色政權的存在、發展需要有主觀條件，其中最根本的是黨的領導要符合客觀實際。他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本本主義》等文中指出：“對於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於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他反對“隻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的保守主義思想路線，提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
線、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但不為黨內的教條主義者所認可，結果導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長征到達陝北后，他抓住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轉變的有利時機，發憤讀書，鑽研哲學，總結中國革命、尤其是革命戰爭的經驗，從思想理論上批評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為即將來臨的全面抗日戰爭作思想理論准備。他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對十年內戰經驗的總結，系統論述了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規律，揭露了黨內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哲學根源。該書融軍事理論和哲學思想為一體，是軍事哲學的典范，為《實踐論》、《矛盾論》的誕生作了直接准備。
1937年春夏間，毛澤東應抗大邀請講授辯証唯物論，編著《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為即將開赴抗日前線的將士進行思想武裝。他在講課時結合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精辟地說明辯証法唯物論是最正確和最革命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精神武器，領導干部的必修課目。他說：“辯証法唯物論對於指導革命運動的干部人員，尤屬必修的課目，因為主觀主義與機械觀這兩種錯誤的理論與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員中間存在著，因此常常引導干部人員違反馬克思主義，在革命運動中走入歧途。要避免與糾正這種缺點，隻有自覺地研究與了解辯証法唯物論，把自己的頭腦重新武裝起來。”（《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頁。）又說：唯物辯証法本身是一種科學，我們的革命實踐本身也是一種科學，“如果不懂得辯証法，則我們的事情是辦不好的，革命中間的錯誤無一不違反辯証。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絕大的效果。一切做對了的事，考究起來，都是合乎辯証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們首先是干部，都應用心地研究辯証法”（《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第33頁。）。哲學是領導干部的必修課，這是以中國革命血的代價換來的寶貴結論，值得我們倍加珍惜。
《實踐論》、《矛盾論》開始是整個講授提綱中的兩節，但它們與講授提綱的其他部分有明顯的不同。其實，它們已不是講課前寫好的講授提綱，而是講課記錄的整理稿。《實踐論》、《矛盾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經驗、中國哲學優秀成果三者相結合的產物，已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証法。毛澤東在當時油印講授提綱時就特意將它們單獨抽出加印，並簽名送請艾思奇、吳亮平等同志“閱正”。《實踐論》、《矛盾論》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毛澤東后來的理論與實踐都可看作是《實踐論》、《矛盾論》在不同歷史條件和不同領域中的運用、展開和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和建設是在《實踐論》、《矛盾論》指導下取得成功的。（李瑞環曾說：“在‘兩論’指導下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的事實，是大家所熟悉的。大慶就是靠‘兩論’起家的。”《學哲學，用哲學》（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在抗大講哲學之后，毛澤東在繼續研究哲學的同時大力提倡和組織干部學習哲學。在一段時間裡，毛澤東曾在自己住的窯洞裡組織每周晚上一次的哲學漫談。1938年，經他提議，延安成立了“新哲學會”，有組織地開展哲學的研究與普及。延安新哲學會的成立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的哲學學習。在1940年6月21日召開的延安新哲學會的第一屆年會上，朱德曾說：“過去在前線聽到延安新哲學會成立，前線的同志聽了都很高興，引起了研究新哲學的興趣。因此，兩年來，辯証法大大發展了，在華北以及全國的一切進步地區，都研究著新哲學，現在許多干部都能把哲學上的原則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轉引自於良華：《關於延安“新哲學會”》，《哲學研究》1981年第3期。）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世界觀、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理論基礎和精髓。因此，毛澤東把學哲學、用哲學放在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首位。1941年9月，他把“思想方法論”規定為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學習的主要內容。延安整風運動實質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運動，提倡唯物論辯証法，反對主觀主義。許多干部學習了哲學，提高了修養，終身受益。在這方面，陳雲具有代表性。他在1981年回憶說：“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倡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對於全黨的思想提高、認識統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澤東同志親自給我講過三次要學哲學。在延安的時候，有一段我身體不大好，把毛澤東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電報認真讀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領會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實事求是。”因此，“在黨內，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
總之，哲學是領導干部的必修課。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經驗的重要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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