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
20世纪 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新时期邓小平不仅坚持而且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一些思想。戴维?W?张指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但又结合这一时期的中国实际，包括“人民要求和革命目的”以及“成功实践”。（D. W. Chang， China under Deng Xiaop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Basingstoke，Hampshire：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88，pp.63—65. ）90年代，柯英茂和马旭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和其同事们不可能不注意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为他们在过去数十年业已确定这些思想。”“邓小平 1977年复出，继承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套战略思想”，同时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这些思想，如毛泽东生前提出的“现代化”目标。新时期邓小平对现代化“理解得更好”，将现代化建设当作 80年代中国工作的重点。再如，邓小平努力将“市场机制”引入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将中国经济大门对外部世界开放。（Michael Ying—Mao Kau and Susan H. Marsh，eds.， China in the Era of Deng Xiaoping： A Decade of Reform，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p.xxv， p.358， p.466.）近年来，美国学者注意从一些更具体的方面探讨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如傅高义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指出：1969年 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鉴于苏联对中国构成的严重军事威胁，毛泽东决定打开国门向西方开放。这就为新时期邓小平进行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新时期邓小平“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观念、技术和资本，程度大大超过毛泽东，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476. ）
（十三）邓小平生平活动
20世纪 9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生平活动作了较多考察，认为，邓小平生平活动主要有：早年留法和留苏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前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革”遭受迫害；复出后倡导改革开放；晚年发表南方谈话等。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生平活动研究得更全面细致。惠妮?斯图尔特将1904—1919年邓小平的活动称为“进入龙年”活动；将 1920—1925年留学法国尤其是在法国成为共产主义者称为“政治觉醒”；将1926年 1月赴苏留学到 1945年抗战结束期间称为“政治指挥官”时期；将 1945年 8月抗战结束到“文革”前夕称为“从军营到政治职位”时期；将 1973年前受迫害称为“文革”受害；将 1973年后恢复工作但 1976年四五运动后被撤销职务，到 1977年复出并倡导改革开放称为“政治死亡和再生”；将 1989年称为“动乱气候”。还重点探讨邓小平 1992年视察南方及其作用，指出：“邓小平 1992年视察南方是国家的胜利”，国家所有方面都支持邓小平加快发展中国经济等思想。该书最后认为，邓小平一生有功，但非完人。（Whitney Stewart， Deng Xiaoping： Leader in a Changing China， p.115，p.117. ）傅高义则指出：1904—1969年，邓小平是“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69—1977年，邓小平走了“曲折的登顶之路”；1977—1978年，邓小平“复出”；1978—1980年，“开创邓小平时代”，活动包括“三个转折点”、“为自由设限”、应对“苏联越南威胁”、“向日本开放”、“向美国开放”和“重组领导班子”；1980—1989年，属于“邓小平时代”，活动包括：“广东和福建试验”，“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82—1989年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努力解决台港问题，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1989—1992年，是邓小平迎接挑战时期，活动有“稳住阵脚”和“南方之行”。（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p.11—12.）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美国学者尤其注意探讨邓小平南方谈话背景和意义。米歇尔 ?莫利纳指出：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经济特区较“成功”，所以此后决定扩大开放。（Michael Molina， “Deng Xiaoping （1904—1997）”， in Xiaobing Li， ed.， China at War： an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p.104—105. ）基辛格亦指出：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为“中国后来 20年政治和经济政策之蓝本”。（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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