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重点及主要观点
（一）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美国学术界就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主要是“务实”。费正清指出：邓小平执政后推行“逐步务实的改革”。但其“务实主义”“亦有限度”，如“需要限制中国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分”。（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Wat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01，p.205.）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仍持上述观点，但对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作了更广泛的探讨。傅高义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坦率和务实。“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充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能轻松自如，坦率机智，直言不讳。”“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很有印象。”其二是注意自己与同事间的政治气氛。“他们能一起有效工作”，“虽然他拥有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很注意他与同事间的政治气氛”。其三是自信和果断。“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以前战时军事指挥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生死问题养成的自信。”“邓小平有内在的自信，这使他直奔实质问题。”其四是刚毅和冷静。“邓小平养成刚毅的品格，能做到愤怒和受挫时不形于色，不让感情左右自己的决策，相反，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仔细分析之上。”“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安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以便时机一到，他能作出清晰和明确的表述。”其五是言行有威信。邓小平“行为一贯”，谈话“能透出威信”。他本人“一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共产党献身的精神，这鼓舞着其同事的信心”。他还“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并“严守党纪”。（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p.3—9， p.385.）冯惠云认为：邓小平受防御性儒家战略文化影响，是“具有儒家特征的领导人”。因此，他执政后对世界形势更乐观，对外手段趋向于“合作和实用型”，提出世界大战可避免和世界和平有望等战略判断；对内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78， p.80. ）基辛格亦认为，邓小平有“直截了当的风格”，“不喜欢空谈，非常讲求实际”。（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Penguin Press， 2011， p.324.）
（二）邓小平历史地位
20世纪 90年代，美国学术界已经认为，邓小平是新时期中国的改革设计师，他使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白鲁恂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也许从未出现过如此社会，进行如此全面的改革。邓小平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走向“现代社会”。（Lucian W. Pye， “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3， pp.412—413.）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不仅探讨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且研究其国际地位。惠妮?斯图尔特指出：邓小平“使中国登上当代国际政治舞台”（Whitney Stewart， Deng Xiaoping： Leader in a Changing China ， Minneapolis， Minnesota：Twenty-First Century Books， 2001， p.117.）。戴维?兰普顿指出：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对当代中国的主要贡献有三大类：第一，“重新定义政治和国家生活的目标”，“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增长”。第二，“将中国未来与全球一体化捆在一起”。第三，“培养一批技术型治国精英并使之机制化”。所有这些不仅使当代中国“走上持续发展之路”，而且还使世界对中国感兴趣并来华投资。（David M.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p.120. ）傅高义指出：邓小平不仅“找到了富民强国之路”，引领“中国根本转型”，而且领导中国“真正加入国际社会”，使中国成为“多种国际组织和全球体系中活跃成员”。（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693， pp.696—697.）
（三）邓小平理论属性
20世纪 80年代，美国学术界在邓小平理论属性方面主要有“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三种说法。莫里斯 ?迈斯纳指出：邓小平思想是“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此理论反映并促使人们适应“现存社会秩序”。它抛弃“所有空想和偏激成分”，从而成为“更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p.217.）阿里夫?德里克指出：邓小平 1982年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它超越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吸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但“欲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此种后社会主义亦为一种后资本主义”，“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弊端”。（Adrif Dirlik， “ Postsocialism？ Reflections on‘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in Arif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9，pp.362—364. ）费正清则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民族共产主义理论形态，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一书中认为，邓小平在农村实行“合同制”，即“生产责任制”。此既非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亦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但适合当时的中国农村情况。（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Row， 1986， p.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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