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邓小平社会学思想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的社会学思想作了分析，尤其注意研究邓小平社会安定和人口控制等思想。费正清指出：邓小平恢复职务后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如给90万甚至上百万“文革”时期以及此前的受害者进行平反，使曾受批判和迫害而幸存的教授、作家、党员等重见光明；他还对“文革”的起因和发展过程作评价，认为毛泽东的早期贡献和晚年错误是七比三的关系，并继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前进的指导思想，顺应了当时的人心。80年代初，中国的人口超过十亿，但许多夫妇仍处于育龄期。为了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邓小平推行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John King Fairbank，China：Tradition＆Trans-formation，Boston，Massachusetts：Houghton MifflinCompany，1989，p.527，p.533.）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分析更加深入。苏珊?格林哈尔希认为：邓小平复出后支持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3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控制人口增长。3月30日，他在中共理论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解决“人口多”的问题，“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Susan Greenhalgh，Just One Child：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357，p.87.）
（十）邓小平国家统一思想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国家统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一国两制”政策。这是现实主义的体现，有助于港澳回归，并将对北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产生积极意义。简三强指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和台湾回归采取现实主义步骤”。通过运用“一国两制”的模式，中国分别与英国和葡萄牙成功签订了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1999年收回澳门主权的条约。同时，中国政府也对台湾当局作出了调和的姿态。（Sanqiang Jian，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as Adaptive Behavior：China’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1982—1989，Lanham，Maryla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6，p.6.）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国家统一思想尤其是“一国两制”思想作了更全面的探讨。赵全胜指出：1980年初，邓小平提出要争取实现“中国统一”，并认为这是中国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Quansheng Zhao，“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in Guoli Liu，ed.，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New York：Walter DeGruyter，2004，pp.295—296.)王建伟指出：邓小平将“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引申到中国“内部事务”中，将“一国两制”方案与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相联系。(Jianwei Wang，“Democratization and China’sNation Building”，in Edward Friedman and Barrett L.McCormick，eds.，What if China Doesn’t Democratize？New York：M.E.Sharpe，2000，p.54.)迈克尔?莫利纳指出：为解除西方人对共产党人控制香港的恐惧，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政策。中国和英国终于在1984年就香港未来达成协议，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根据此协议，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这对邓小平来说是很大的成功。”(Michael Molina，“Deng Xiaoping（1904—1997）”，in Xiaobing Li，ed.，China at War：an Encyclopedia，Santa Barbara，California：ABCCLIO，2012，p.104.)苏葆立指出：邓小平宣布用“一国两制”政策解决台湾问题，为使台湾同大陆统一，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1989—2000，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Institution，2003，p.200.)
（十一）邓小平外交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有利于新时期中国在外交上处于主动。中国奉行此政策后，既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恢复有限接触，又与美国和日本建立密切关系，还维护其在第三世界中的形象，亦维护自己的主权。（Beth Green， Analysis of Post—1949 Threats to China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D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84， pp.5—6.）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了较广泛的探讨。麦艾文指出：80年代初，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此为改革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奠定基础”。他追求“更加国际主义”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交政策。（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 Rand Corporation ， 2009， p.22. ）马蒂指出：80年代，“鉴于此时并未向莫斯科开放，邓小平不得不通过西方尤其是美国渠道追求经济发展”。“在努力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不得不向西方倾斜，更准确地说是向美国倾斜。”（Michael E. Marti， China and the Legacy of Deng Xiaoping， Washington：Brassey’s，2002， p.13， p.18. ）赵全胜指出：到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邓小平还制定了“28字”外交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就是说，“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或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应在国际事务方面保持低姿态”。邓小平认为，如果中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那么中国才算“获得成功”。（Quansheng Zhao，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Guoli Liu，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p.297.）赵穗生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亦包括“周边政策”，主张“睦邻友好”，目的是创造一个良好地区环境以有助于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Suisheng Zhao，“The Making of China ’sPeriphery Policy”，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E. Sharpe， 2004， 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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