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邓小平改革和对外开放思想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不仅十分丰富，而且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傅高义指出，复出后邓小平改革思想包括：在城市试行新的体制，鼓励外国投资，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建立私营企业；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家家户户实行生产责任制。取消物价控制和定量配给，允许私营企业扩大经营和劳动力自然流动，甚至开放市场经济。人们对自由发表不同意见的恐惧消失，公开发表观点的范围有所扩大。（Ezra F. Vogel， “Introduction”， in Ezra F.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h＆ Company， 1997， pp.22—26. ）
近几年美国学术界更深入地探讨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傅高义指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截然不同。其一，邓小平坚持共产党的权威，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但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构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其二，邓小平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他知道突然开放市场会导致混乱，因此让陈云和其他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以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慢慢发育以使人们获取经验，让制度逐渐适应更开放的经济。而戈尔巴乔夫在 1991年后听从一些经济学家建议，以“大爆炸”方式迅速开放市场。其三，邓小平相信中国从观念到贸易都要向世界全面开放。而戈尔巴乔夫对外资在苏联办厂十分谨慎，亦不敢放手派遣留学生。这些差异最终导致中国改革较为成功，苏联则在 1991年解体。值得注意的是，傅高义针对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 1978年时邓小平对于如何“达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蓝图，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邓小平基本改革方法是“不争论，试试看；若有效，就推广”。（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p.474—476，p.2， p.449.）罗德明和刘国力则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影响深远，指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78年发起改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主题”；1988年“深化改革”，中国“为亚洲地区和世界的经济活力作出越来越多贡献”。（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 “Introduction”， in 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 eds.， China's Deep Reform： Domestic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anham，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pp.1—2， p.5.）
20世纪 80年代，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主要指落后的中国要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人才，以利于现代化建设。费正清指出：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认为，中国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取得进步。技术转移成为大目标。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配新机器，开设新工厂和新生产线，兴建旅馆，挖掘煤和石油等。（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p.343. ）
新世纪以来，托马斯?凯恩进一步指出：在邓小平那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过程中，邓小平重申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支持有助于中国实现其目标的国际体系”。（Thomas Kane， “China’s Found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Guoli Liu，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New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4， p.105.）
（五）邓小平经济思想
20世纪 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为发展新时期中国经济，邓小平提出了许多经济计划，制定了种种经济政策。费正清指出：邓小平复出后，为发展经济，首先着手农业改革，鼓励农民发展副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即“包干制”。这样，全村农民都可共同计划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和收入。1978年以后，发展工业，重工业由国家控制，轻工业则靠外国投资的帮助；发展对外贸易，沿海城市进一步得到振兴；发挥地方首创性，经济工作不完全由中央控制，但物价结构仍然由中央控制；扩张信贷，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得到活动范围，银行系统非集中化。此外，发行股票，设立证券交易所。（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pp.347—352.）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继续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傅高义指出：邓小平认为人们需要物质刺激，需要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才能保持动力，“经济繁荣依靠竞争，不仅追求利润的经济生产者和商人如此，试图为当地带来进步的干部也是如此”。傅高义还认为，邓小平经济改革态度在变化：第一阶段（1978—1982年），进行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第二阶段（1982—1989年），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第三阶段（1989—1991年），对保守经济政策失去耐心；第四阶段（1992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423， p.450， p.659， p.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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