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的干部新老交替，是关系到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能否顺利贯彻，并保持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指出组织路线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保证，强调选好接班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并从赋予干部德才兼备标准以新的时代内容、切实推动大量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倡议建立顾问委员会制度和离退休制度等方面，全力推动了这次规模空前的新老交替。他在新老交替中提出的以组织路线保证并推进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等思想，展现的高瞻远瞩、求真务实、思想解放、胸襟开阔等政治智慧和品德风范，对新世纪搞好党的建设、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有重要的历史启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地进行了党的历史上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这次干部新老交替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为在组织路线上保证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和继承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强调组织路线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保证
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新老干部之间的交替，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然交替的过程。建国初期，当时的领导干部都年轻，这还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提出了这个问题，正着手解决时，却被“文化大革命”把这一进程打断了。“文化大革命”后，干部老化问题已积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1980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平均64岁；省委正副书记平均62岁，其中66岁以上的占40%；全国地市州委常委平均年龄56岁，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8岁。[①]邓小平指出：“我们建国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从党的十一大开始出现这个问题。这有客观原因，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打倒了，后来解放了，重新恢复领导工作，所以领导班子年龄偏大。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②]
早在1975年，在领导党内健康力量与“四人帮”的斗争中，邓小平就强烈意识到实行干部新老交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年1月，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抓全面整顿。这使“四人帮”一伙十分不满。王洪文跑到上海、杭州，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邓小平后来一再讲起这件事，说：“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会后不久，邓小平很快就把实行干部新老交替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七八月间，他到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一路强调，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以后，要抓紧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把培养选择接班人当作关系党的百年大计的根本问题、基本建设来抓，从而拉开了新时期干部新老交替的序幕。
邓小平是从党的长远的根本利益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他说：“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现在我们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不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好多问题就下不了决心，处理不下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④]
邓小平考虑干部新老交替问题，并不仅仅着眼于解决当前的干部老化问题，而是根据三中全会后新的历史条件和干部队伍的状况，在组织路线上作全局性的部署，其中主要有三个出发点：
（1）在组织路线上为三中全会确立的方针政策提供保证。
邓小平指出：“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帐。”[⑤]组织路线问题有许多方面，如组织纪律、组织机构、干部政策等。邓小平明确表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⑥]对此，邓小平作了两个方面的分析：
一方面是保证三中全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邓小平指出：“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⑦]政治路线要由人来具体执行，而由赞成的还是不赞成的人来执行，或者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是保证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继承性。邓小平提醒大家注意，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三中全会后中央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而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邓小平指出：“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⑧]
为此，邓小平要求，要趁老干部还在，在三五年内调整、安排好各级领导班子。他说：“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⑨]
（2）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就需要大批内行的领导干部，需要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并且年富力强的干部。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干部队伍，在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功绩，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可靠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这支队伍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相当多的干部缺乏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懂得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更少。据1980年组织部门统计，大专文化程度的干部只占总数的18%，全国地市委常委中大专文化程度的只占3.5%，有些省全部地县委第一书记中一个大专毕业生也没有。属中央管理的干部中，大专以上占33%，初中以下占38%，其中省市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大专以上占17.7%，初中以下占46.5%。[⑩]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适应。邓小平指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11]
邓小平考虑，要在干部新老交替中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12]
对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邓小平有着充分的估计。他说：“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他还具体设想，如果能增加100万司法干部，增加200万合格的教员，有500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200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 [13]。
（3）切实改变干部老化、青黄不接的状况，完成新老交替。
邓小平认为，“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14]很多老干部出于革命责任心和事业心，在党政军第一线日夜操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毕竟年纪大，精力不够，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起。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邓小平指出，有的老干部无法在办公室上8个小时的班，只能在家里办公。他从自己切身的体会说，精力比过去差得多，一天上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他告诫大家：“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15]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任由干部老化状况继续发展下去，而必须主动地采取切实步骤实现新老交替。邓小平指出，“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16]他提出：“我们老干部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这件事要由老同志和高级干部亲自来做，搞调查研究，找人谈话，听群众意见，准备交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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