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推进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工作
要按照“四化”方针实现干部新老交替，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32]
在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上，邓小平要求打破的思想方法和组织制度上的老框框，当时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片面强调干部的资历，忽视干部的才能，搞论资排辈；只重视工农干部，轻视知识分子干部；只注重出身成份和历史表现，轻视现实表现和发展前途；对德才标准缺乏正确理解，片面强调干部的德，轻视干部的才；不适当地强调干部的全面领导经验，忽视干部的专业知识。[33]为切实推动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邓小平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提高老干部对选择接班人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求他们做“开明派”。
邓小平认为：“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34]但是，这项工作实行起来阻力很大。邓小平感到：“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至今还认识不足，这有历史原因和实际原因，需要耐心细致地进行全面的准确的宣传解释工作。同时，在执行中还要定出妥善的步骤。”[35]他针对老干部的疑虑和担心，亲自做说服、解释工作。
对于干部年轻化的紧迫性问题，邓小平说明，“多年来，我们没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而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36]他反复要求，“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37]
对于有些人担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些帮派分子选上来。邓小平表示，“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他要求，在提拔中青年干部工作中，“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38]
有些老干部鉴于“文革”提拔“火箭式”干部的错误做法，主张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邓小平明确表示，“文革”期间的错误做法“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 [39]邓小平提出，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特别优秀的干部，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他告诫大家：“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40]
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邓小平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领导经验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实际上大批中青年干部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很多工作是依靠他们，只是因为没有提拔，他们没有决定问题的权力，遇事只好不住地请示报告。“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41]因此，邓小平要求，“首先我们自己的思想要通，要积极主动地去做……在座的同志过去负重要责任的时候年龄都不大，当团长、当师长的，有的当军长的，也只是二十几岁，难道现在的年轻人比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蠢？不是。是因为被我们这些人盖住了，是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使得这些年轻人起不来。好多同志在他们没有到领导岗位以前好像不行，其实把他们一提起来，帮助他们一下，很快就行了嘛。”[42]他明确表示，“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43]
邓小平呼吁广大老干部：“我看还是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有能干的人，我们要积极地去发现，发现了就认真帮。” “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44]
邓小平自己也十分注意考察发现年轻干部，他向中央推荐王兆国就是当时一个突出的例子。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主动退居二线、推荐李鹏接任，邓小平赞扬他是“开明派”，号召老老干部向他学习。
（2）推动组织部门及时采取切实步骤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
1979年11月5日，邓小平提出解决接班人问题的任务不久，就找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谈话，指示在接班人问题上要有所行动，要加紧选配55岁以下的中青年干部，解决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委领导班子接班人问题。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重新成立书记处，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他力主集体交接班，而不是领袖个人的交接班，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的年轻化，具体地提议：“我想请在座的同志们考虑，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是成功的大会。再往后，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应当更年轻一些。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45]在邓小平的督促下，经过认真考察、讨论，组织部门选拔了一批符合要求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为党的十二大开成一个党的最高领导层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的重要会议奠定了基础。中共十二大新当选的39名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专业。他们当中最年轻的胡锦涛，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只有39岁。
1981年5月，陈云向中央建议，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设立专门机构和有关辅助机构和岗位，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7月2日，邓小平在专门讨论陈云建议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表示，“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最重要的问题是，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46]并具体建议制订干部年轻化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1983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党努力建设第三梯队的问题，邓小平随后讲话，表示：他赞成会议报告有关同志的讲话，“特别是陈云同志的讲话，不但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47]随着中青年干部机构建立、第三梯队选拔等工作的开展，党的后备干部制度成为干部新老交替有力的组织保障。
（3）特别强调注重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
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提拔受干部工作老框框的影响很大。认为知识分子政治上不可靠，对他们只能用其一技之长，不可委以重任；认为只有工农干部可靠，只有直接从工农中提拔干部才是坚持党的阶级路线，不重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创见、有能力、敢提出批评建议，往往被认为是骄傲自满。邓小平特别注意推动组织部门打破这种旧框框，注意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
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中，邓小平举例说，方毅告诉他，冶金部有些司局长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很有干劲，业务非常熟悉，对外谈判也是能手。他说：“我相信各部门都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提拔起来？什么东西障碍我们？要消除障碍。当然，这样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要有步骤的。但是不从现在开始，不从部分开始，我们的事业就会拖下去，就没有希望了。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48]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组部提交的《关于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情况报告》并附各地选拔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不满意，指出问题主要是两点：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组织部门的震动，宋任穷认为“这是对我们工作作出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鞭策”。[49]他们对干部工作中的旧框框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并在随后的干部选拔和十二大筹备工作中予以纠正。
邓小平还要求组织部门打破过去只在党政干部中选拔干部的局限，扩大选拔范围，注意从各个部门各个领域选拔有专业知识的人才。邓小平说：“我们确实已经有不少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都有不少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很能干的人。政治思想好、党性强，又有见解、有本领的人，各部门各地方有的是。”[50]“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51]
邓小平对加快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有着强烈的紧迫感。针对选拔工作开始时主要集中在五六十岁的干部，邓小平强调要特别注意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骨干。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从四十岁左右的人中间选拔。四十岁左右是一个什么含义？大体上是五十年代进大学的人。建国三十年了，如果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毕业，那个时候是二十五岁左右，现在就是四十岁左右到四十五岁左右。当然，选拔干部也要包括五十岁内外的。这批人是我们的重要财富。”“我们的人才本来就少，决不能再浪费人才，我们经不起这个浪费。”[52]他甚至把目光放得更远，进而提出：“选拔接班人要越快越好，现在我们工作中真正的骨干大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三十岁左右的骨干还很少，我们应该把这层骨干大胆地提拔起来。”[53]“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拔中年干部。也许再过五年，大学毕业生里会出现一批人才，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下，对这些人我们要注意提拔。”[54]
邓小平还认为，提拔中青年干部、解决接班人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那些帮派体系人物，一定要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55]1983年整党前夕，邓小平提出，整党决定中提出的纯洁组织需要处理的几类人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这次整党“绝不能走过场”。[56]三年半的整党，在整党前已进行的几次清查处理了40万人的基础上，全国（不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又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犯有严重错误的人40074名。广西在这次整党中，专门用了一段时间进行“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共清理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27919名（其中干部6042名），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人13154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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