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在社会主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和杰出的重大贡献。
开创社会主义事业艰难曲折，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
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在俄国是由列宁实现的，在中国是由毛泽东实现的。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历史给列宁的条件是何等艰难，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外势力使列宁肩负着沉重的压力，面对严峻的挑战，而历史给予列宁的时间又是何等苛刻，短暂的七年仅仅用来恢复元气和休养生息尚且不足，更何谈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由毛泽东在长达二十多年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基础上迎来的，如何认识国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还是一个未曾经历过的全新课题，毛泽东曾经提出过许多富有创意的设想和理论，也作过若干大胆的尝试，但毕竟缺少反复的试验、比较和验证，缺少党内外民主的发扬和升华，而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也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局限和不足，使失误得不到彻底纠正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出现曲折，在经验中含有教训，在胜利后出现失败。中国社会主义走到了十字路口，思想认识路线需要重新端正，经验教训需要重新总结，道路需要重新开辟，理论需要与时俱进，突破创新。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把邓小平推上了历史舞台。
邓小平理论是在一种特殊条件和特殊背景下形成的。那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还只有130年的历史，人类通过实践、化理论为现实也只有60年的历史，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包括发动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十年文革”在内，也只有近30年的历史。应当说，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进行这样复杂的试验，仅仅是学习的开始，它的要求和任务不仅远未实现，许多长期奉行的准则还有待重新认识，许多问题还有待探索研究。正如邓小平说过的那样：“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搞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习以为常地谈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却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从认识和行动上缺少清醒与自觉，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邓小平理论历史地承担着从思想上澄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把人们从盲目性和思想迷误中解脱出来：一是针对它们长期存在的迷信本本和迷信权威的思想，把肯定成就绝对化地肯定一切，把一时一地的局部经验片面地夸大为普遍真理，把马列著作与革命领袖的言论视为句句皆真理，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把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所作所为一律视为不可移易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针对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想，东方不如西方的思想，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全盘西化”的主张；三是针对脱离当今世界发展和广大人民的要求，忽视两种社会制度相互竞争的现状，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原则，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消灭贫困、改善人民生活，忽视共同富裕，长期停留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状态。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与彻底性在于正视现实，放眼世界，既正视存在的问题，果断地改变思路，又立足于世界发展的广度和高度，主动地投入世界大潮，把社会主义中国置于综合国力竞争的行列，力争从战略上逐步实现民富国强的要求，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它针对思想僵化而尊崇实践，把实践视为理论的源泉和动力，在一切领域恢复实践的权威；它根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而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这种从理论上刨根究底的态度一举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问题，收到了澄清迷误、创新理论、抓住根本、一通百通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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