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引，既面对现实，又开辟未来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在清醒地总结过去、正视现实的基础上，自然要科学地预见和开辟未来。这是科学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理论同神学迷信是根本对立的。神学迷信把未来归结为难以验证的“来世”，描绘为超乎现实的“天堂”和“地狱”，而算命先生则把未来的一切细节归结为“灵机妙算”的结果；科学理论则不同，它包含着客观规律所揭示的预见性，是规律本身发展、延续和积累的反映，否认科学理论的预见性就是否认客观规律，没有客观规律的理论绝不是科学理论。相信科学就是相信预见，就要为实现预见而奋斗。邓小平理论科学地把尊重规律同相信预见统一起来，把揭示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同揭示未来、开辟未来统一起来，把坚持实事求是同坚持理想信念统一起来。它要求我们既要正视现实，重视和研究客观规律，又要善于从客观规律中规划未来，善于从规律性的高度去看待发展进程中的曲折与反复，百折不挠地为客观规律开辟道路。邓小平到了晚年退出领导岗位以后，仍然念念不忘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分清哪些是暂时的曲折和倒退，哪些是根本上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要求人们坚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坚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那样，坚信实践，全身心地投入实践，从实践中吸取智慧和力量。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敢于和善于创新的理论家，有许多独具的优点和特色，其突出优点主要是：他首先具有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对马克思主义稍有了解的人们，突出的印象是它的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尤其是大部头著作甚多，有门类众多的科学知识作基础，颇有学海无边、难以把握其要领之感，而邓小平却能高屋建瓴，善于从博大的科学体系中把握精髓。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事求是和远见卓识是统一的。远见卓识必须有实事求是作基础，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使主观认识和决策判断符合客观实际，才能理清实际的内部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的发展，收到改造客观世界、推动历史进步的效果；实事求是也必须有远见卓识作指导、作奋斗目标，才会使现实工作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才会使改变现状、争取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受到鼓舞。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划时代的贡献，在于以实事求是为基础求发展，在发展中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巩固发展成果，争取更大发展。这种从发展中坚持与时俱进、精益求精的精神。表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既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以踏实、务实、正视现实、讲究落实而闻名于世，他重视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和人民的情绪，他善于从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来判断社会主义是否合格的标准，他敢于承认落后，提出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来改变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贫穷面貌；他坚持一切通过试验，“摸着石头过河”，主张不论白猫黑猫、都要以实际效果分优劣，等等，他一贯以实事求是派自居。作为理想主义者，他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好事变成传统，他坚持传统，坚持不忘祖宗，不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以先进性的理论武装党的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他坚信马克思主义，但更重视实践、重视现实、重视行动。他一贯坚持从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他曾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争论的亲身经历为例，以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认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3]这些空话都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根本问题是脱离历史条件、脱离现实的变化，去谈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那时，马克思已经去世100多年了，列宁也已经去世过半个世纪了，绝不能要求他们根据其身后的变化提供现成答案。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同时，他又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邓小平在这里明确提出分清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是看他能否从现实出发，能否从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能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思想观点，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脱离实际的教条。可以说，邓小平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观是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永远不脱离实际、不断发展创新、永保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忘老祖宗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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