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列宁和毛泽东为典范，既敢于从原则上继承传统，又善于从理论上突破创新
邓小平从梳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经验中对列宁和毛泽东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作过概括，他认为列宁是在一个落后国家找到切合实际的革命道路，干成十月革命的：其一他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早先研究过的那些欧洲革命模式，那些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较早发展起来的英、法、德等国的实际状况，而是根据俄国幅员辽阔、革命力量分散、经济政治极端落后的状况，提出在中心城市起义、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从实际出发确立的有俄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其二他是在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胜利的思想禁锢下，提出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新理论，这是他深刻分析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俄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和必然逻辑，也是俄国劳苦大众不堪压迫剥削、强烈要求挣脱资本主义枷锁的必然逻辑；其三他是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指导下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主义是人类争取解放、实现美好理想的不可动摇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则可以根据各国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不同的道路来达到，不应当也不需要强求一致的。
同样，邓小平认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也不是从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他是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状况出发，从长期的反动统治集中于城市而不在农村、从地区广大、人口众多、落后闭塞而革命要求却极为强烈的农民和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而独创性地提出革命根据地从中心城市转向落后而偏僻的农村，以广大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这样一条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还是邓小平说得好：“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同时他又以中国革命的情况同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作比较分析，指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4]有相同又有不同。这绝不是照抄照搬所能奏效的，而要靠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靠根据中国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把中国的问题解决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
邓小平以列宁和毛泽东为榜样，以他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典范，他具有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深睿的思考，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他德高望重，身居高位，却能在“三下三上”中顾全大局、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他复出于危难之际，不顾年迈地在有生之年为振兴民族“做事”，而不是“当官”；他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又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反对僵化保守，一贯为增强综合国力、坚持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不懈努力；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晚年又以身作则地把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尽早完成新老交替，作为退出领导岗位的政治交代。凡此种种有力地表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不仅敢于坚持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始终一贯、从不退让，是具有高度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又善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善于从实践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时代需要，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理论，又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创造性结合起来，才能像邓小平那样沿着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前进，才能在正视现实和科学预见相统一的基础上开辟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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