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五、古为今用目的
毛泽东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他读史，除个人兴趣，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和优势。他时常从历史中获得灵感，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覆辙。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不光停留在“知其然”，还力求“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毛泽东喜欢把“二十四史”中一些他觉得有意义的人物传记，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读，有乐趣共享，有史识共鉴，有经验共取，有教训共勉，也都是为了古为今用。
毛泽东把历史读活，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古为今用的立场，撮其萦萦大者，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关注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比如，他读到《史记》记载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读到汉武帝曾经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他赞成“引黄济汾”的工程计划。
二是研究历代战局、战略、战役材料。毛泽东对史书上记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尤感兴趣，批注最多，评论也最多。诸如《史记》所载楚汉成皋之战，《后汉书》所载刘秀指挥的昆阳之战，《三国志》所载袁曹官渡之战，曹孙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晋书》所载谢安、谢玄等人指挥的淝水之战，这些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取胜。毛泽东读之，批注有加，在论著和谈话中经常引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也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格外有用，体会也很深。毛泽东读专业兵书并不很多，其军事知识和战略战术，既源自实践，也多从读史得来。
三是看重记叙乱世和反映人才辈出的内容。毛泽东早年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就表达过这种读史兴趣：“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延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到延安任联络参谋的徐复观，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读历史，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史记》、《三国志》、《南史》、新旧《唐书》、《五代史》等批注较多，也应是这个缘由。比如，他读《旧五代史》卷26《唐书?武皇本纪》下，其中说到李克用解朱全忠合围晋阳城之危的情节，就批注说：“沙陀（少数民族的沙陀部，代指唐朝晋王李克用，作者注）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乱世之际，“事态百变”，总有经验可循；乱世之际，“人才辈出”，更说明时势造英雄的规律。毛泽东喜欢读此类史书，说明他注重总结历史发展中的治乱规律，注重思考人才培养锻炼规律。1969年夏夜，他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兴奋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表达的就是这种读史心境。
四是汲取古人积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方面的内容，最能方便古为今用，用起来也很具体。诸如，读《史记?陈涉世家》，他认为陈胜率先起义却很快失败，原因在背故旧、用小人这“二误”；读《汉书?元帝纪》，他提出汉元帝靠儒学治国，是“衰国之君”；读《后汉书?陈寔传》，认为陈寔鼓励小偷重新做人，说明“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读《三国志?袁绍传》，结论是袁绍多端寡要，“得计迟”；读《北史?王建传》，批注王建是个庸人，“不懂政治”；读《旧唐书?高祖本纪》，提出李渊“遇事无断制”；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有关李世民的内容，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新唐书?姚崇传》有关评论姚崇、宋璟两位名相的治国之策，批注“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批注达24处之多，称道韦睿领兵打仗“善守”、“将在前线”、“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除了赞赏韦睿的军事才能，毛泽东更看重的是韦睿“不贪财”，遇功不争，遇事敢担当，能够团结干部，善于“躬自调查研究”，是一位“劳谦君子”，因而“仁者必有勇”等等，结论是：“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古为今用的读史目的，实际上就是着眼于现实，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借鉴治国理政方法。
毛泽东说过五句话，反映出他为什么如此酷爱读“二十四史”，以及他读史的收获所在。第一句是1920年12月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的，“读历史是智慧的事”；第二句话是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第三句话是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第四句话是1964年1月会见外宾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第五句话是1964年7月会见外宾说的，“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这五句话，传达出毛泽东的读史理念，也反映了他一生的读史情状。或因太过阅读历史和熟悉传统，毛泽东有时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对此也应承认，不必回避。但用上面这五句话来揭示毛泽东和“二十四史”的关系，总体上却是符合实际的。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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