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对“二十四史”,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有的看了许多遍,像《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至少看过五遍以上。在不同场合,毛泽东从不回避,甚至有意彰显他所拥有的像历史学家那样的阅读情怀。
1959年5月28日,他送一本《后汉书》给林克,让他研究历史,要他读其中的党锢传、董卓传,读《三国志》里的曹操传、郭嘉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等。毛泽东还对林克说:西汉高、文、景、武、昭较有意思,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济南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又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正在读《南史》、《北史》。《旧唐书》比《新唐书》好,《南史》、《北史》又比《旧唐书》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陈毅同志阅”,并在封面上还具体写明要看该书中的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还批示“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一阅”。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仍然坚持读“二十四史”,有8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留下他用颤抖的笔迹写的“1975,8”,“1975,8再阅”,“1975,9再阅”等字样。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于一千多年间逐步成书,虽体例大致相同,但史家的编纂背景、个性素养、史识史笔各不相同,各书在史料的准确性,史识的深刻性,史笔的生动性上,也参差不齐。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读原著,还习惯评论作者写法和注家注解方面的短长,并给予史学上的评论。
可举两例,来体会毛泽东像历史学家那样的阅读旨趣和见解。
关于《后汉书》。毛泽东的评价是:“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这里提到的三人,唐代的李贤注有《后汉书》,唐代的颜师古注有《前汉书》(即《汉书》),宋代的刘攽是治汉史的大家。看得出,毛泽东读两部《汉书》,很关注后人的注解。他对颜师古注的《前汉书》,评价不是很高,曾说过:颜师古在注文中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毛泽东称赞李贤,是因为李贤注《后汉书》,注重搜集大量史料,补充原著的不足。刘攽曾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任编修汉史部分,并对《后汉书》作了按语,后附入《后汉书》中。毛泽东读《后汉书》,显然注意到刘攽的按语,甚至有可能参照《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故有所比较,觉得刘攽治汉史,有超过前人之处。
关于《三国志》。毛泽东特别推崇裴松之的注。他在一个批语中说:“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的确,西晋陈寿写《三国志》后,不断有他未用过的史料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这些新史料来注释《三国志》,所注文字数量,几与原文等同,引用魏晋人著作达200多种。
记录和反映毛泽东阅读、批注、评论、运用“二十四史”的著述已出版不少。有他留下的读“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和勾画,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有身边工作人员或其他当事人写的大量回忆,以及研究者编撰的各种书籍,如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以及芦荻的一些回忆文章;更有人们熟悉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各种专题文献集,其中有不少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引用和评论。
毛泽东阅读、批注、评论、运用“二十四史”,所传达的远不是一般史家的胸怀,而常常是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鲜明立场。他的读史立场,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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