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学人才观落地生根

科学人才观是科学发展观在人才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推进人才工作科学化的行动指南。如何普及运用科学人才观？如何用科学人才观指导推进人才工作？本刊特邀几位嘉宾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特邀嘉宾：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 王辉忠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人才办主任 姚志文

中共江苏省淮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杨时云

中共安徽省芜湖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胡邦明

科学人才观在实践中存在哪些难点？

姚志文：人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当前普及运用科学人才观的一个主要难点是人才发展“四个优先”的要求落实不到位。表现在：一是人才资源优先开发地位尚未确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物轻人”现象比较突出；二是忽视或轻视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引领支撑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三是人才优先投入得不到保证，对人才发展舍不得花钱，人才投资比重比较低；四是人才制度优先创新有待突破，人才有效配置、作用发挥还不到位，人才创业创新还有不少政策机制方面的制约。

落实人才优先发展要求，迫切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见实效：一是人才优先发展理念要真正落地生根。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第一资源”摆上第一位的位置，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进重大战略部署中体现人才优先。二是对人才发展要舍得用真金白银。牢牢确立人才投资是效益最大的投资理念，优化投入结构，加大政府人才投入力度，加快构建多元化人才投入机制。三是要用有效的人才工程、平台、政策来聚引。学会抓、善于抓重大人才工程、平台、政策，这是落实人才优先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方法。

杨时云： 遍览今日各地人才政策，盲从者不少，空喊者不少，不切实际者不少，不得要领者不少，不按规律办事者不少，不可不认真对待。

我认为，作为地方党委政府，首先一条，是要为各类人才勾勒出一幅充满理想的“人才梦”，没有梦的人才不是真人才，没有梦的地方不是称职的政府，没有梦的国家不会真正强大起来。李源潮同志曾鲜明地提出中国也有一个可以实现的中国梦。我理解，这个中国梦正是由无数人才的梦想、所有地方的梦想所共同编织而成的。对地方而言，这个人才梦一定是具有地方鲜明个性和特色的，一定是能够激发人才的创新创业激情的，也一定是能够触手可及的。其次，有梦更要有行动。对地方党委政府而言，人才工作千头万绪，如何找到切入点？我认为，必须准确定位政府在人才工作中的角色和身份。人才来者皆是客，是顾客，是贵客，地方党委政府理应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专注于为人才发展营造最优的制度环境、搭建最优的发展载体、提供最优的公共服务。

如何引导社会力量进行人才投资？

姚志文：社会力量是人才投资的主力军。当前，社会力量进行人才投资遇到的主要障碍是：一是思想障碍。相对传统经济项目投资，人才投资周期长、见效慢，风险不确定，导致社会力量对人才投资信心不足，不想投入、不愿投入。二是机制障碍。社会投资人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机制不健全，政策引导、扶持和保护力度不够。二是平台障碍。现在社会资本与人才对接渠道还没有完全打通，社会资本缺乏找到人才项目的平台，而大部分人才不懂或不熟悉资本市场，也找不到合适的创业投融资。

目前引导社会力量加大人才投入还有很大空间，特别是推动人才与社会资本结合潜力很大。像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上万亿，创投企业有160 多家，应当积极培育发展“人才+ 资本”模式，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资人才创业创新活动。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国家和地方要研究制定有关支持社会资本投资人才创业创新的投融资政策，完善配套办法，逐步形成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的人才创业投融资体系。浙江正在研究有关政策，力争尽快出台。二是搭建平台推动。政府要出面多举办一些高层次人才创业投融资项目推介活动，为社会资本与人才对接牵线搭桥。三是搞好示范带动。发挥政府创业风险投

资引导基金“四两拨千斤”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向人才投资。2011 年浙江建立了全国首支“以成功老海归帮扶新海归创业”为主题的海邦人才基金，省创投引导基金出资5000 万元，一年多时间基金就发展到10 多亿的规模。此外，还要大力宣传社会资本与人才对接的成功案例和典型经验，引导更多的创投机构、民营企业和各类社会资本投资人才创业创新活动。

胡邦明：人才开发需要大量而持续的财力做支撑，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无疑是必须的，但单靠政府财政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建立政府投入为导向、用人单位投入为主体、个人和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投入机制，才能推动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目前，作为人才资源开发主体的广大民营企业对人才投入的动力、压力和力度都还相对不足，社会力量投入渠道单一。用好政策杠杆，一方面，要以政策杠杆撬动企业投入，形成建立政府投入引导、企业投入跟进的人才投入机制。芜湖市从2008 年起，连续两年以市委、市政府“1 号文件”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制定了28 个配套子文件，实行财政专项资金向高层次和创新创业人才、向企业等创新主体等“两个倾斜”。通过减免所得税、财政贴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高企业教育经费提取比例等财政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建立人才开发基金，加强员工培训，强化研发投入。去年以来，市、县区两级财政兑付支持资金52 亿元，带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12 亿元。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全社会重视人才投入，拓宽社会力量投资人才建设的渠道和途径。比如，采取政府引导支持、市场化运作的模式，重视引进私募股权基金等投资基金参与人才开发；通过提供创业启动资金、创业场所、创业贷款贴息等引导性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加大人才开发投入。

如何使人才激励走出“官本位”模式？

胡邦明：一段时间以来，给优秀人才“封官”成为主要的人才激励手段，助长了“官本位”思想，也不利于优秀人才安心搞学术、甘心搞科研，暴露出人才激励手段的单一化。走出人才激励的“官本位”模式，我认为应在构建“组合式”激励模式上下功夫，其一，强化产权要素激励。制定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操作办法，探索年薪、股权、期权等多种分配方式，探索特殊津贴、带薪疗养、股权激励等激励制度，使人才的待遇与其贡献相对应。其二，完善人才奖励制度，注重精神激励。设立综合性的人才强市奖励基金，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联系人才制度，探索设立省（市）级荣誉制度，给领军人才、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创新创业人才和高层次人才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三，拓展专业技术人员上升的通道。除行政职务外，给专业技术人才另设一个职业上升通道，比如在专业人才比较密集的教育、卫生、文化等行业和主管部门，设置如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统计师等专业技术领导岗位，增加优秀专业人才的流动性。

王辉忠： 要使各类人才用当适任、用当其时、用当尽才，就必须给人才“搭舞台”、“建平台”、“推上台”。“搭舞台”，就是要为各类人才搭建便捷创业、自由创新的舞台，引导推动人才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一线集聚、向重点产业和行业集聚、向企业和基层集聚，让更多人才成为创造价值、推动发展的主体。“建平台”，就是要加快建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信贷融资、政务管理、生活配套等人才服务平台，为人才干事创业、成就事业提供优质便利的服务。“推上台”，就是要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把优秀人才推到重大技术攻关、重点工程建设、重要经营管理岗位上挑重担、唱主角，让更多人才拥有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机会。

如何让人才“活起来”？

王辉忠：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流动是“第一资源”的基本属性。要让人才“动起来”、“活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创造活力，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为此，重点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要完善人才市场体系。加快培育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人才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才市场供求和竞争机制，优化提升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主体功能。二要消除制约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鸿沟”。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社会化的人才档案管理服务系统、完善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以及人才在机关、事业、企业单位之间跨界流动的“制度通道”，促进人才在更大范围无障碍流动。三要加强政府对人才流动配置的宏观调节。制定实施系统规范、统筹协调、科学可行的人才发展战略规划体系，健全人才开发的宏观监测和预警系统，建立以人才紧缺指数和开发导向目录为主体的人才需求信息定期发布制度，推动人才在产业、区域、城乡之间高效配置、有序流动。

胡邦明：体制机制是人才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人才流动配置上，身份壁垒、政策壁垒、市场壁垒等“三大壁垒”依然较为坚固。突出的表现就是按照“身份”管理人才的习惯做法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有的地方和单位搞人才部门所有、地域所有，人才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研发机构）、企业之间流动还不通畅，社会新阶层的优秀人才难以向机关流动，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向企业流动更为困难，影响了人才配置效率；人事编制、户籍、住房等门槛限制，以及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在退休、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政

策差异较大，仍然是人才引进和管理的体制性障碍。破除这些障碍，要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加强人事管理体制改革，赋予用人单位更为充分的用人自主权，加快“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步伐；探索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不同性质单位的社会保障平衡机制；探索建立公开遴选、公开竞聘、人才租赁制等制度，畅通企事业单位优秀人才进入党政机关的通道；探索人才工作居住证等新的户籍管理办法，增强人事编制管理的科学化。

刊于2012年第8期中国人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