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头衔为上的不良之风阻碍杰出人才出现

艾斐, 山西省社科院首席科学家，山西省文化领军人才、研究员、教授，国务院“特贴”专家

为什么面对大学连年扩建扩招，硕士博士的数量不断飙升，教授、研究员之类的职称早已呈现出泛滥之势，各级、各类、各种名堂的专家遴选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评奖事项如缕如潮，可钱学森却偏偏要不无焦虑地发问：我们为什么总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来呢？

我们现在越来越进入了一个人才符号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学衔、名份、奖项、称誉云天雾罩，而一旦拥有了这样的任一符号，便被视为人才。拥有的符号越多，其作为人才的规格、品位、档次和待遇，也便随之而越高、越炫、越优渥、越丰盈。于是，为了攫夺符号而战，也便自然成了学术者、科技者、文艺者们的头等要事和终身大事。时下的状况就是这样：符号至上，符号至尊，有符号不是人才也是人才，没符号是人才也不是人才。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

符号一旦成了人才的惟一标识，那就必然要造成名与实的错位和人与才的爽约，并诱导和激发人们不遗余力甚至是不择手段地为获取符号而奋争。至于水平如何、能力大小、贡献几许，倒退居其次，不被关注，也无人在乎了。

何以会如此？乃因凡“符号”之获取，均需在形式上进入评判机制与操作程序，而掌控这机制与程序的又不是机器而是人。既是人，就有差异性和趋利性，特别是在意识、观念、操守、利欲等均呈多元、多样、多变的当下社会中，尤其如此。于是，动脑筋、找窍门、拉关系、送实惠，就成了想要获取符号者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如今评奖、评优、评职称、评“专家”，似乎都进入了一个怪圈：

找关系送钱未必都能评得上，而不找关系不送钱则一定评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才唯一标识的种种“符号”，又怎能不与实际的人才越走越远呢！

不仅评奖、评优、评职称、评“专家”如此，就连院士的评选，也弥漫着“包装”、“公关”、走门子、送实惠之风。在院士评委闻玉梅教授的眼中，院士增选俨然已成了潘多拉的魔盒，两年开合一次；盒子喷涌的是各路候选人，瞄准她手里的一票，裹挟欲望，蜂拥而至，周而复始，轮番“进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出现了一些不该入选的人却堂而皇之地入选了，而类似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国际科学重要奖项“拉斯克奖”得主屠呦呦、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回国全职工作的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等，却既异乎寻常而又顺理成章地落选了。显然，他们的落选不是因为水平不够，而是因为人太直率、不会和不屑于“活动”、

“公关”不到位，幕后工作未做到火候上。照此看来，类似王国维、章太炎、鲁迅、郭沫若、胡适、陈寅恪等人，如若生逢当世，也是绝然进不了所谓的人才行列的，因为他们只有真才实学，也只求和只信真才实学，而从来没有也不想有和不屑有任何赢得各种符号的“经营”方略与“活动”特长。至于陈景润其人，那则显然就更没有活路了。像他那样只知埋头钻研哥德巴赫猜想，完全无意和无暇进入社交场合，见了人连一句套近乎的话都不会说，谁还会投他的票呢！而陈景润所体现的，却恰恰正是杰出人才的成功之道和创造奇迹的必由之路。

人才符号本应是人才的标识。可当它一旦走了形、变了味、蜕了质之后，就自会与真正的人才风马牛不相及。而当符号在事实上不再是人才的真正标识却又被机制制造和体制承认并附以社会功利时，则必定会使这种反向距离越来越大，并诱导人们从拼实力、拼才能、拼贡献而转向拼关系、拼“活动”、拼金钱。钱学森之问的真正答案，正在于此。

刊于2012年第7期中国人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