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国大革命全面失败的三大错误 (8)

马连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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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易直言不讳地指出：陈独秀、谭平山和中共中央委员会此时所作出的决议、指示，都必须经过鲍罗庭的点头同意。“共产党不敢反对鲍罗庭的政策，因为他的政策被认为是莫斯科的政策，只好不情愿地采取违心的行动。”{37}罗易抱怨：鲍罗庭“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因为他是莫斯科的代表，对同莫斯科的联系手段拥有垄断权。共产党人经常在正式会议上驳斥他的观点，但最终他总是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管他们对局势评价如何。”{38}罗易这种认识揭出了问题的真谛，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罗易在电报和报告中预测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两个前途：武汉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极可能与蒋介石和解，与帝国主义妥协，并联合起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革命；为了避免这个前途，我们应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大力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通过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起夺取政权来建立民主专政。只可惜，他把当时最尖锐而复杂的问题说的太简单、太轻易了，这恰恰又是罗易的最大毛病：有原则无办法。

　　当然，罗易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认识上也存在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把汪精卫视为其中的“左派领导人”，甚至是“惟一的左派”，进而断定他“很难归顺蒋介石”{39}。没有能够及早识破汪精卫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在这一点上，他与斯大林和鲍罗庭同样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由此，既决定了中国大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也难怪罗易为什么后来在关键时刻把莫斯科的“五月紧急指示”出示给汪精卫看了，这之间有着并非偶然的必然联系。

　　从目前俄罗斯已经公开的档案资料中没有查到斯大林对罗易这些电报和报告的直接回复，但从在5月13日、30日等给鲍罗庭、罗易和陈独秀等的联名电报里可以看出，斯大林虽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基本错误立场，但也在此间与其后的对中国革命的指示中采纳了罗易的一些观点，在电文中也曾提到罗易的名字和他提出的正确意见。当6月5日罗易把莫斯科的“五月紧急指示”出示给汪精卫看，犯了泄密错误以后，直至6月22日他被召回莫斯科之前，除了申诉自己此事并无大碍以外，罗易向斯大林等又发出了九封电报和书信，继续提出中国政治形势发展和自己的见解，不断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献计献策。

　　对于罗易与鲍罗庭及其支持者斯大林的重大分歧属于何种性质，有的论者认为，罗易与鲍罗庭是各自从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土地革命的两个不同侧面把问题发挥到了极至，而这两个问题又都是符合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历来指示的原则精神的，因此他们的分歧是非原则的。这种认识看到了两个问题的统一性，忽视了两个问题的关系和矛盾性，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还是矛盾，即统一战线服从土地革命，还是土地革命压倒统一战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斯大林极端害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并因此受到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全力集中攻击。此时的斯大林，宁愿维持统一战线而放弃自己一直坚持的并视为高于一切的土地革命而在所不惜。

　　我的看法是：农民土地斗争的政策、策略应该为民族民主的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服务，为了真正实现和巩固这一个统一战线，应该适时实行和不断调整农民土地斗争政策，其核心应该实行与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一样的以减租减息为主并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政策，而不能一味地顽固推行形“左”实右的、激进而超越历史的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陈独秀早在1926年11月就曾十分有预见地指出：“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角度来说，越是左，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斗争中就越孤立。”他强调在农民土地斗争中“处理问题不应搞教条主义，要根据斗争的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40}。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主张的中国应当立即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进而建立单纯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则更不可取。斯大林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论争，是形“左”实右与极“左”之间的论争，结果是殊途同归，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也就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悲剧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从来不曾看到斯大林对此间所犯错误的一个字的自我批评，反而看到的是“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惟一正确的政策”{41}的自我标榜。好在中国大革命的历史已为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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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