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国大革命全面失败的三大错误 (7)

马连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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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的不同意见如此尖锐，于是此案是否通过和公布就成了大问题。在会议是通过而不公布或暂时保留的付举手表决中，只有林祖涵（伯渠）、邓演达和吴玉章三人同意赞成通过而不公布，其他与会的八人（包括汪精卫、谭延闿、徐谦、陈友仁、孙科、陈公博等）未予支持，结果3票对8票决议《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暂时保留。《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也遭到同样的处置。总之，经过近一个月认真研究讨论的武汉土地会议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决议案，就这样被国民党的最高当局所否决、所搁置。这就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全力依附国民党、一心宠信汪精卫进行土地革命的必然结果；国民党的最高当局也彻底打碎了中共五大刚刚通过而尚未实行的土地政纲并在“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的迷梦。

　　更为严重的是，鲍罗庭还公然站出来为国民党最高当局拒绝土地革命的做法进行美化和开脱。他说：“国民政府反对在土地问题上立即采取激进措施，并不是从实质上反对，而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需要保持指挥人员和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应当在实施这些措施不触及国民革命军指挥人员的利益。”因为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是土地所有者。{29}

　　对于为什么要提出“西北学说”而逃避东南讨蒋，鲍罗庭也直言不讳地说：“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部门（俄军事顾问）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事认为，目前同蒋介石决裂还不是时候，为了革命还可以保留他。”对于自己，他则声称：“我是坚决主张同蒋介石作坚决彻底斗争的。”{30}鲍罗庭在这里大有推脱、美化自己之嫌，但也道出一个许多人不敢道的最大苦衷——他们身后站立着的是最大的政治权威者斯大林，就是他有自己的观点却也不能按自己的主观行事。鲍罗庭宁愿坚决执行，也不愿意犯违抗最高上司的政治组织错误。如果那样，严重的惩罚在等待着他。

　　从中共五大闭幕的前一天5月9日到6月5日，罗易就迫不及待地给斯大林发出了七封电报和一份综合报告，详细阐述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及其由此引出的不同处置意见与鲍罗庭分歧。罗易明知斯大林是鲍罗庭的总后台，但他并不示弱，依然从各个角度表达自己的观点，击中问题的要害。斯大林虽最终不曾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但也采纳了罗易的不少意见。鲍罗庭后来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承认犯了“最致命的错误”；罗易也以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而斯大林却没有进行任何自我批评。中国大革命的历史为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裁决。

　　从4月初罗易到武汉以来，他与鲍罗庭的矛盾和分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罗易在五大闭幕前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打电报给斯大林。电文劈头写道：“局势是危险的。没有发出真实消息的渠道。在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军事行动方向问题、西北方针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上同鲍罗庭有分歧。”{31}

　　此后直到6月5日前为止，他共给斯大林等发出了七封电报和一份综合报告，详细阐述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及其由此引出的不同处置意见与鲍罗庭重大分歧。这些分歧表现在他们二人之间，实质上是罗易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的分歧。但他并不甘示弱，从各个角度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仍然是在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军事行动的方向上的严重分歧。斯大林和鲍罗庭主张先北伐讨奉，打到北京以后再深入土地革命。罗易则继续坚持武汉的主要力量应集中在夺回东南省份和巩固那里的政权；在湘鄂两省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大力进行土地革命。他认为，武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占领北京，已出师北伐的军队在河南遇到很大的阻力。不仅造成了武汉的危机，也使蒋介石在东南逐渐站稳了脚跟，而两湖则成了唐生智主宰的天下，广东也被轻易地丧失了。在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的严重影响下，“预料会归附于我们的部队却转而反对我们。逃往西北、放弃华南和华中的倾向在加强”{32}。事实证明，他的观察是正确的。

　　其次是在武汉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态度的判定上的原则分歧。斯大林认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中国革命开始转变为土地革命；“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土地革命自然应该由“革命的国民党”及其“革命民主专政机关”——武汉国民政府来领导下逐步实行。{33}罗易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完全处于反动军阀的控制之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右倾的，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的利益”。他预言：“事态的发展会导致同蒋介石的和解，并把领导权让给封建资产阶级分子”{34}。他直接质疑斯大林：“说蒋介石的脱离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他的代理人还留在武汉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中。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同封建军阀分子一起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产生决定性影响。”{35}武汉的所谓国民革命军“大部分是反动的”，就其本质而言与蒋介石的军队“没有任何差别”。当国民政府符合他们的利益时，它们就支持它，“但它们随时都会不知羞耻地起来造国民政府的反。”{36}罗易的揭露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第三是以什么态度对待和处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中出现的问题的尖锐分歧。罗易在电报和报告中，用大量篇幅揭露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反对进行土地改革，攻击工农运动，甚至取缔群众运动和共产党等反动行径。罗易在25日的电报中指明，是鲍罗庭指使谭平山带队到湖南镇压农民运动，支持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反对地主阶级为“非法”，命令解散农会、逮捕其行动负责人，胡说工农运动损害了民族统一战线，把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罪名强加于工农革命运动。罗易举例说，是鲍罗庭提出用“宣传和武力”办法纠正农民运动的各种“过火行为”，甚至声言要逮捕湖南共产党领导人、解散该省的工农武装纠察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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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