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国大革命全面失败的三大错误 (3)

马连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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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易作为争论的对立面，他所提出的如下意见也很值得深思。他说：“立即北上作战，‘充满着危险’。”“北伐的计划是建立在冯玉祥和阎锡山将会加入革命这样一种设想的基础上，但阎锡山这个家伙，共产党人不久就会认出他是‘另一个唐生智’，甚至是另一个蒋介石。”罗易还预见说：“如果北伐继续前进，‘我们经历过的第一阶段之后出现的’复杂情况，就会重演。‘我们必须依靠他们直取北京的’那些将军，很可能变成新的蒋介石。每前进一步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为此，他警告说：“我们好比跳出油锅，又跌入火坑。当前我们只须对付蒋介石，但我们离开他到陌生的地方去，我们很可能在那儿遇到更多的像他这样的人。”罗易与蔡和森一样，也把这种错误视作“逃避阶级斗争的实际”的“逃之夭夭”{12}。

　　事实表明，罗易对此中内情并不清楚。4月18日，他曾把与鲍罗庭的主要分歧报告过共产国际（抄送斯大林），而他的意见却遭到了“拒绝”。拒绝他的意见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

　　斯大林1927年5月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其中就直截了当地说道：

　　“为什么武汉政府不进攻蒋介石，而进攻张作霖呢？……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奉军向武汉进发，要肃清武汉，所以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第二、因为武汉派想和冯玉祥军队会师并向前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在目前对于武汉来说又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政治事件。……当奉军和吴佩孚系军队从北方向武汉推进的时候，进攻上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便利奉军南下，无限期地推迟和冯军的回师，而在东部又一无所得。倒不如暂时让蒋介石在上海地区挣扎，跟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纠缠吧。

　　夺取上海还要经过战斗，这场战斗不会像现在夺取郑州等地的战斗一样。不，在上海要进行激烈的战斗。上海是世界各国帝国主义集团重要利益的交叉点，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让出的。”{13}

　　从以上谈话不难看出，鲍罗庭在中国把斯大林的战略策略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地步。难怪无论谁在斯大林面前都不会轻易地对鲍罗庭在中国的权威性有所撼动呢，罗易只能甘拜下风。

　　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中断言，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中国革命开始“转变为土地革命”，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较前一年的斯大林报告和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更加形“左”实右。特别是企图通过武汉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土地革命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一厢情愿。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必须进行土地革命的指示，最早是在1923年5月下达的，文件的名称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简称“五月指示”。“五月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的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强调“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认为“无论出于任何考虑而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意义”；土地革命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等七项内容，而实现的方法是“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14}。在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把农民的土地革命视为“全部政策的中心”，“无论出于任何考虑”都不能“回避”；二是土地政策主要是“没收地主土地”，而没有规定任何限制；三是“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也就是说土地革命要是在国民党的支持下进行，这种支持即成为国共合作进行土地革命不可或缺的条件。

　　与“五月指示”相比较，1926年底斯大林报告和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在前述的三个问题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认定土地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其“尖锐”表现更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在土地政策上，斯大林规定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决议则要求“广州革命政府”及其各新解放的省份所建立的广州革命政府类型的政治机构，必须把“民族解放事业和土地革命同样看待”，“在国民党国民政府辖区内”，“把属于反动军阀、属于同国民党国民政府进行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决议要求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革命政府及其各新解放的省份所建立的广州革命政府类型的政治机构，“实行民族革命的土地纲领”，“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减少捐税并给农民以实权，以便根据革命纲领逐步实行改革”。强调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中只能“组织左派并与之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15}。也就是说土地革命必须在国民政府的自上而下的领导下逐步实行。

　　而到了斯大林1927年4月21日《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中，对于前述三个问题阐述的就更明确和清晰：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中国革命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即土地革命是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国家的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这个国民党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其政权“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土地革命自然应该由“革命的国民党”及其“革命民主专政机关”{16}——武汉国民政府来领导下逐步实行；在土地政策上仍然是“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并更加激进。这些判断、评价和期望是主观的、不符合实际的和超越现实的“左”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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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