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国大革命全面失败的三大错误 (6)

马连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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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在不同专题里都有重要论述。在陈独秀的心目中，当时要建立的政权应该像共产国际所要求的那样，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不过“现在我们只是开始走向建立这一政权的道路”。为此，他对汪精卫领导的“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政府抱有很大希望。但他不满足国民政府中仅有几个工人领袖，而没有工农群众。他强调：“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26}可惜，陈独秀仅仅提出了这种正确的愿望，却没有提出具体实现这一愿望的实施步骤和计划方案。究其原因，在于他受到斯大林所断言的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联盟”定性的错误判断影响。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在探讨了政治领导权、政权问题以后，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建立革命武装，特别是创造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问题。陈独秀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还没有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也“没有群众的武装力量”。本来根据这个逻辑，应该顺势提出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的问题。但是他却没有能够提出来，这是因为他所处的武汉有一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的所谓的革命军队。

　　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主要是按照罗易授意的大纲作的，这没有错，但也不完全如此，如报告中提出的“西北学说”，显然是受到鲍罗庭的决定性影响，而在许多地方，陈独秀又作了自主的发挥。对此，罗易很不满，埋怨说，陈独秀违背了事前的协议，在五大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没有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和罗易的指示精神。为此，罗易不得不在自己的报告中批判了中共以前所犯的错误，阐述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指明了所有问题上他所坚持的所谓正确方针。{27}

　　五大代表肯定了陈独秀在报告中阐述的土地政策，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较为切实的一个土地政纲。但是，与会代表，对陈独秀在“三二0事件”、北伐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却进行了严肃批评，这一批评虽然是指向陈独秀的，历史证明，更是批评联共（布）、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的。因为后者是错误政策的制定者，而前者仅仅是不情愿、时有不同意见的被动执行者。

　　五大代表和罗易与鲍罗庭之间，争议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当前的土地革命到底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特别是先扩大革命还是先深入革命的问题。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宣扬了鲍罗庭的观点。在陈独秀发言以后，罗易即发表意见表示反对。他的主张是：如果扩大革命和深入革命两者都需要，就两者同时进行。为此，罗易为当前中国革命提出了“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保卫胜利果实、组织农村自治政府、建立国家民主专政和“不采取把军阀军队变成革命军队的办法，而是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的军队”等五项任务。{28}继罗易发言的是张太雷，他抱怨共产国际的路线太“左”，如果现在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甚至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于是罗易又起而答辩，以至罗易在五大上先后作了六次发言。虽然，许多代表也反对鲍罗庭的观点，但在五大通过的决议案中对罗易的观点则给以了重点阐述。

　　事实说明，罗易的观点暂时压倒了鲍罗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他们二人的斗争远未结束。

　　到此为止，两个重大的问题摆在大家的面前：一个是武汉土地会议的七个决议案，包括中国共产党五大通过的土地政纲在内，等待国民党中央的最后审核、批准；一个是罗易与鲍罗庭两个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等待着联共（布）、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的最后裁决。

　　1927年5月9日，中共五大闭幕的前一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第十九次会议。该会由徐谦担任轮值主席，审核、批准武汉土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会议开始顺利通过了《处分逆产条例》和《佃农保护法》两个决议案。前案是处理反革命的逆产，政策界限明确，毫无争议；后案将原来执行的二五减租，即应交地租等于收获量的37.5%，提高到40%，增加了佃农的负担，而扩大了地主的收入，自然也不会引起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反感，通过自在情理之中。正如当时人们说的，《佃农保护法》实际上等于是“地主保护法”。但在审核《解决土地问题决议》和《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时，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甚至是威胁。不得已与会者决定下次会议再议。然而，在12日再次审核这两个决议案时，一开始就遭到陈友仁、孙科的坚决反对。在陈友仁、孙科看来，国民革命不仅不能侵犯小地主的利益，连大地主的利益也不要有丝毫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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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