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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加速中国大革命全面失败的三大错误 (4)

马连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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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既然土地革命是“中心问题”,“无论出于任何考虑”都不能“回避”,那么放弃东征讨蒋,执意北伐避战,“土地革命只有打到北京后才能实行”{17}等论调,岂不是从根本上违反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们自己提出的“无论出于任何考虑”都不能“回避”土地革命这一方针政策的决策吗,充分显示出他们只是把土地革命挂在口头上,在实践中却以各种理由为借口,拒绝或拖延对于土地革命的真正实行,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指导中形“左”实右的重要表现。

  其次,他们所提出的土地政策照搬了苏俄革命时期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即革命一胜利就颁布取消土地私有的法令;虽然孙中山也曾提出过这种见解,并被列宁批评过,它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没收地主的土地”政策又失之过于宽泛,因为在中国由于地主占有土地数量不同而有大、中、小的区别,在国民革命时期对他们要不要加以具体的区分,在政治上是个非常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如果执行他们提出如此宽泛的一律没收政策,就会在具体执行中出现宽严无所适从的情况,进而影响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混淆这场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从而使土地革命半途而废。

  第三,最要害的是土地革命完全依靠武汉所谓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这就从根本上取消或歪曲了土地革命的阶级本质和政治性质,断送了土地革命的发展前途,把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当作现实,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不久以后的残酷现实,彻底粉碎了斯大林等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在中国进行激进的超越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的理论,更证明他们对所谓国民党“左”派革命性的轻率信赖及其行为能力所作出的纯属天真的幼稚估计。从4月2日到5月6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就是一个颇为典型的实例。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是根据毛泽东、邓演达等的提议、经国民党中央二届三次会议批准,于4月2日成立的领导全国解决土地问题的专门机构,由邓演达任主任,徐谦、顾孟余、毛泽东和谭平山等4人任委员。从4月到5月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土地委员会召开了3次委员会会议、6次扩大会议和4次专门审查委员会会议。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要不要解决农民的土地、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解决土地问题应该由谁来领导等三个大问题。会上发言热烈,唇枪舌箭,尖锐对立、拥护和反对者营垒甚为分明,斗争十分激烈。

  要不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邓演达、谭平山和毛泽东等发言从理论和实践多个层面详细阐述了在当前必须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汪精卫在第六次扩大会议(即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解决土地问题,必须等在全国统一之后。实质上是反对土地革命。

  解决土地问题应该由谁来领导呢?汪精卫等主张通过国民政府,以和平的方法,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由上而下地解决,目的在于把农民土地斗争完全纳入所谓“正轨”。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这种主张,他指出:“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18}然而,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以反问表达了对这种意见的强烈不满。

  对于斯大林报告和共产国际决议中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在第一次土地委员会会议上,苏联顾问岳尔克在他的《苏联解决土地问题之经过》的报告中武断地提出,俄国在经济上是农业国家,“与中国差不多,或者可以说完全与中国相同”,因此土地政策也应该像苏联一样,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宣布土地国有化,实行“一切地主所有的土地为农民所用,不是为农民所有。私有制度,根本取消”{19}。虽然徐谦坚决反对废除私有制,但他却同意把土地暂时收归国有,他说:没收的土地不要交给农民,而应该交给政府,以便把地租收入归入国家。为了与苏联顾问岳尔克保持一致,在会议开始的前三天里,中共中央农委提出要没收全部出租的土地,没收资本主义的大田庄,进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但是,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农委的意见却遭到坚决的反对。于是迫不得已中共中央农委决定只要求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从开始的极“左”变成极右,严重表现出进退失据的政治立场。通过许多从事农民运动的基层同志结合实际的发言,中共中央农委在会上又不得不补充提出要求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正确主张。针对中共党内的意见分歧和党外的坚决反对,在会议临近结束前,于4月26日在第五次扩大会议上,陈独秀、鲍罗庭和苏联顾问达哈诺夫作了颇具影响的重要发言。陈独秀清醒而明确地说:“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但“这个问题甚复杂,牵涉甚大,全部的问题,现在在革命理论上,财政上,社会问题上,各方都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已成了重要的舆论了。”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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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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