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国大革命全面失败的三大错误 (2)

马连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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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4月12日这一天，事前毫不知情的罗易却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明本来想拜访蒋而未能实现的遗憾以后，谴责蒋不该单方面违反与汪精卫的约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指出蒋这种做法是分裂行为，强调目前应该团结一致，否则会让帝国主义有隙可乘。电报企图以警告或忠告的方式继续进行毫无作用的劝戒，说明在他的心目中还存在让蒋回心转意的希望，甚至电报的最后还说到如果接受忠告，则愿意亲赴南京“讨论一切重大问题”“建立一切革命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③。此时的蒋介石已铁心反共，怎么会理睬这样的电报呢。

　　罗易看到劝解蒋介石无效，立即转变为坚决反蒋的立场。于是，罗易、鲍罗庭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共中央为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白白地贻误了出师东征讨蒋的战机。到了4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发表了开除蒋介石党籍、撤销其总司令职务并解拿他到武汉的决定，但其进军的方案依旧是北伐。尽管也“明确强调了剿灭蒋介石的任务”，但“剿蒋任务的提出，更多是为了自我安慰”。

　　在东征还是北伐问题上，鲍罗庭与罗易之间的立场是对立的。但鲍罗庭却操纵着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切，“中共中央没有自己的主见”④。在他们两者之间摇摆不定。4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罗易的意见，通过了《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其中提出在给北方奉军以决定性打击的同时，“必须动员一切革命力量战胜企图分裂革命运动的蒋介石和资产阶级”⑤。但过了两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根据鲍罗庭的意见决定继续北伐，而不进行拟议中的东征。为此，鲍罗庭还以辞去顾问相威胁。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撤销16日的决议，而屈从于后一个决议。刚到武汉的陈独秀，在鲍罗庭的鼓动和影响下，十分无奈，说“革命不能在武汉等死”⑥，“面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我们应当设法采用某种退却手段”⑦。为此，只能贯彻执行斯大林的一系列“缓和妥协”政策，支持北伐而放弃东征。

　　陈独秀立即将这一决定电告了已经到达上海的李立三等。李立三在上海召开的区委会上作了传达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周恩来激动地提出“抗议”说：政治上，在上海暴动后已经犯了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案，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的观察，对于老蒋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北伐。”他提议应打一电报给武汉：“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计划，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新任代理书记的陈延年也认为：“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如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⑧于是与会的6人签字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并发出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意见书。意见书分析了当时的严重形势，提出了正确的对策，预见了发展的前途。

　　在这里，周恩来点出了解决当前危机的两大要害问题：“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和已铸成大错的“缓和妥协”政策。与会的李立三也指出：“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军事上犹疑，已发生政治上犹疑”，“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动摇”，究其原因就是“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于敷衍”⑨。

　　这也正是鲍罗庭乃至斯大林提出放弃东征而执意进行北伐避战的关键所在，也是这场争论的实质。罗易和蔡和森等把鲍罗庭的北伐避战理论称之为 “西北学说”。鲍罗庭坚决地主张：“我们应当去西北地区，国民革命的势力范围应当向西北扩展，否则我们将始终处于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之下。革命势力扩展到西北地区以后，我们应当沿津浦铁路向南京挺进，以便占领南京，最终消灭蒋介石的势力。”⑩

　　蔡和森则对鲍罗庭的观点作出详尽的剖析，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逃跑主义”，“其中充满了对于自己势力的悲观和对于敌人势力的恐惧；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利用军阀以制军阀的老政策。”这种政策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胚胎于越飞与马林在中国之时”。

　　对此，蔡和森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11}事实证明，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错失了组织独立革命武装，进行军事斗争并打出自己的地盘的可能性和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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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