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振川：泡在生活中

　　雛鳳

　　20世紀30年代初，日寇入侵東北，中華民族命運垂危，美術界也奄奄一息，亂象叢生，而就在這時，平靜的水面泛起了一陣不小的波瀾，一位北方青年畫家闖入畫壇，他就是趙望雲。

　　“他以天津《大公報》記者身份在河北省境內旅行寫生，每天在報上發表作品一幅，題材都是北方農村尋常百姓生活。不論當時毀譽，這在中國美術史上是件新鮮事。”（張仃語）

　　“父親從上世紀初以勃勃青春之朝氣，以農村寫生橫掃當年畫壇之頹氣，以‘塞上寫生’、‘泰山石刻’顯赫神州畫壇，又投身烽火連天的抗日戰場，編輯出版當時僅有的《抗戰畫刊》近40輯，為民族解放做出貢獻。”在紀念父親趙望雲百年誕辰的文章中，趙振川這樣回憶，“1941年，《抗戰畫刊》停刊后，馮玉祥將軍要為父親在政治部第三廳安排工作，父親沒有接受。當時，父親隻有30多歲，在這人生的轉折處，他毅然放棄了食俸祿的優越生活，選擇了北上西進，面向大西北這未知的處女地探索生活，開始了自食其力的布衣畫家生涯。父親把藝術看得高於一切，把能到祖國任何一個角落去寫生認為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1944年1月，也就是趙望雲定居西安的第三年，三兒子趙振川出生，弟弟趙季平小他一歲，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的作曲家，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陝西省文聯主席。

　　孩提時代，趙振川曾一度住在西安碑林的院子裡，石刻、碑文、造像，秦漢唐宋的古老遺存在一群孩子的嬉戲與吵鬧聲中顯得格外寧靜。

　　一直生活在長安畫壇的風口浪尖，經歷著興衰與沉浮，趙振川耳濡目染，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翻開藝術年表，你會發現，雖然趙振川自幼追隨其父，沒有間斷過筆墨的錘煉，但他卻有著並非“科班出身”的經歷。

　　1959年，初中畢業后，趙振川被不情願地分配到西安統計學校。談及此，他半開玩笑地說：“那時，我政治經濟學學、運籌學都還學得不賴呢，就是數學差了點，對於一個學統計的，這有點說不過去啊。”

　　話語中我能隱約感到一種無奈，因為就在那一年，父親趙望雲被打成了“右派”，這對於隻有15歲的趙振川來說，在那種氛圍下，讓他去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變成了一種奢望。

　　“我學習中國畫始於1962年，當時國家遇到了大困難，我中專畢業后在家無事可做，於是決定學畫。恰好當時原西安美協為培養青年國畫作者成立了學員班，採用老畫家帶徒式的教授方法。當時，石魯、何海霞先生及我的父親趙望雲都帶學生。在父親和石魯先生的安排下，我進入了學習班，父親請石魯先生做我的老師，從此開始了自己的藝術生涯。”

　　“從不自覺到自覺、從被動到主動”，就這樣，趙振川踏上了藝術創作這條道路，看似平坦順利卻布滿坎坷。

　　而20世紀60年代初，以趙望雲、石魯為首的“長安畫派”的6位代表人物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西安美協中國畫研究室習作展”。“長安畫派”由此聲名鵲起，這群西北畫壇銳意改革的藝術精英以其強烈的現實精神和濃郁的地域特色進入世人視野，書寫了現代中國畫史上光輝的一頁。

　　有了家學淵源的言傳身教，有了名師傳承的循循善誘，趙振川這棵年輕的“酸菜”在如此一個旁人無法比擬的“菜壇”中“發酵”著，並漸漸有了味道。

　　1964年，趙振川20歲，其作品《山林新聲》入選第四屆全國美展。畫作能夠邁進全國性的藝術殿堂，對於一個年輕畫家來說實屬不易。“好一隻關中的雛鳳，振翅飛入畫壇，已是清音可愛，超邁可期了。”（熊召政語）

　　“名人的子女雖條件優越，往往因有父輩大樹遮蔽，很難脫穎而出。他們要想有所作為，不僅要有志向、要勤奮、要有機遇，還要看自身的藝術資質……趙振川憑借自己的艱苦努力和自己的天分，積蓄了在藝術上拼搏的韌性和膽識，他和他父親對‘長安畫派’相繼做出的突出貢獻，已成為當代中國藝術史上的一段佳話。”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邵大箴對子承父業的趙振川這樣評價。

　　然而，甜與苦之間的轉換有些迅速而無常。

　　同樣是在1964年，國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去還是留在美協學習班，對趙振川來講，面對生活道路的第一個十字路口，作出選擇是困難的。

　　“感謝父親，是他為我做出決定。父親說，一個畫家，脫離了生活是不會有出息的。”在趙振川的心中，趙望雲的教誨是嚴苛的，他遵從了這位“長安畫派”開山宗師的意願。

　　我曾經想以一個當代年輕人的口氣問趙振川，“你當時想過反對，不去嗎？”但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父親的態度很堅定，我別無選擇。下鄉插隊到了隴縣李家河鄉普陀生產隊，一干就是八個春秋。這八年使我脫胎換骨。八年的農村生活，使我認識了生活的真諦，至少讓我鍛煉成了一個勞動者，使我在以后的藝術勞動中，變得堅韌，在困難面前有了信心，不會動搖。”

　　“1964年12月26日，陝西關中平原的最西北角。”趙振川的人生坐標發生了一次重大改變。

　　整整50年過去了，如今，回憶起隴東山區八年的“浸泡”，趙振川試著把那時的艱苦說得輕鬆些，黝黑的窯洞，崎嶇的山路，匱乏的資源，僅有的一本“保爾·柯察金”，“仿佛回到了漢代”。

　　八年間，趙振川把鄉間的農活都干遍了，而且都還干得不錯。當然，青年時期的插隊生活給予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洗禮、感悟。

　　“石魯先生曾講：要做生活的地主富農。石先生是鼓勵我們做生活的富有者，希望我們能到生活中去，做生活的主人。時代雖然發生了變化，但我始終認為要堅持這一認識。師兄黃冑曾告誡我：真正的藝術家是從泥土裡滾出來的。”

　　農閑之余，年輕的趙振川依舊堅持著寫生和創作，“那時候，未來是個什麼樣子，誰也不知道，但我不想廢掉自己的一技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