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的立腳點要放在准備打仗上[12]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
我們的國防力量，無論國際形勢如何，都要加強。加強國防，無非是三個內容：一個是常規裝備、常規軍隊﹔另一個是人民﹔再一個是尖端技術，就是原子彈和導彈。不要多久，我們的原子彈也可以搞出來，不過量少一點就是了。有了這個東西，有了這個我們軍隊中的骨干，還有民兵，就不怕了。當然，即使人造衛星上不了天，即使沒有原子彈，我們也大有希望。
毛主席在莫斯科會議[13] 上講：第一要爭取和平﹔第二不要怕甩原子彈。他講形勢問題，就是講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講不怕戰爭。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14] 隻講和平不講戰爭，隻講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講戰爭來了怎麼辦，這是很不好的。莫斯科宣言[15] 解決了這個問題。和平共處是階級斗爭基礎上的和平共處，是要用和平的形式，用發展速度來比垮帝國主義。離開了這個基礎來講和平共處，那是機會主義。
根據這樣的分析，打也好，不打也好，反正我們主動得很。你怕，他也要打，他要打，我們也不怕。現在的形勢變了沒有？沒有變。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戰爭打不起來。對形勢還是這個總的估計。打大仗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帝國主義現在是矛盾重重，內部不統一，氣不足。現在看起來，美國至少沒有准備打世界大戰，英國也沒有准備。又由於是東風壓倒西風，因此戰爭可能打不起來，而且越往后越難打。這是一條估計。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戰爭一時打不起來，就不做准備。任何時候，我們的立腳點都要放到准備打仗這一點上，著眼點放在准備打、打也不怕上，著眼於軍隊隨時能用得上。所以，毛主席經常講這兩條。教育人民如此，實際准備也如此。總之，著眼點要放在積極准備自己的力量上，任何時候都不要放鬆警惕，那麼我們任何時候都是穩妥的。
我們中國人睡得著覺，是樂觀主義者。世界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很多，我們中國人就天不怕地不怕。大概因為我們沒有原子彈，所以不怕原子彈。歸根結底，還是人最厲害，還是要靠人來打勝仗的。因此，我們的軍隊還是要講思想、講政治。今后，有了原子彈還是要這樣。總之，不發生戰爭，我們好好建設﹔發生戰爭，我們就打完了再建設。是他們先打的嘛，理總在我們這一面。
現在，我們就是要把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搞好。國家有了經濟基礎，軍隊這一套搞起來就快。我們幾年來就是搞這個事情。把我們國家建設好一些，把我們軍隊建設好一些，加上物質准備、精神准備，思想上不要鬆懈，這樣，遇到任何情況，我們都能應付自如。
注 釋
[12] 這是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13] 莫斯科會議，這裡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十六日至十九日舉行的六十八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14] 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即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大會。
[15] 莫斯科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通過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和十六日至十九日六十八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通過的《和平宣言》。宣言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提出了各國共產黨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斗爭任務，規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和政黨之間的關系准則，並要求各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人民生活問題必須解決[16]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日用生活必需品是關系六億人民的生活問題，比一千八百萬噸鋼還重要。思想上應從一千八百萬噸鋼中解放出來，注意力放在全局上，要注意整個國民經濟。
中央下了決心，退到可靠的陣地。鋼、煤、糧、棉四大指標都要下調。在落實的基礎上，積極增產。原來那種做法，隻會上不去，最后還得下來。毛主席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材料，隻有下來，理所當然，沒有議頭。
現在的問題是，究竟一千八百萬噸鋼完不成事情大，還是國計民生和市場問題大？市場和出口的影響，是根本問題，比一千八百萬噸鋼問題大得多。人民生活問題必須解決。沒有出口就沒有進口，不擠出東西來出口不行，不進口不行。現在是二十萬噸橡膠進口合同不敢簽訂。沒有橡膠，長春汽車廠要停產。沒有汽車，許多運輸機械都出不來。沒有二十萬噸橡膠不能過日子，但橡膠要大米換。
協作區的同志、省的同志要注意市場。糧食關還沒有過，還有七、八、九三個月不好過。國慶節能在蔬菜方面安排好一點就好了，雞鴨看來難安排了，小攤上能有些面包賣就好了。
武昌會議、上海會議[17] 始終鑽在一千八百萬噸鋼中突不出來， 問題越來越嚴重。一千八百萬噸鋼既然辦不到，索性來個精神解放，搞多少，算多少，各地鋼產量，能上多少，即多少，盡力爭取。鋼一千三百萬噸有把握，一千四百萬噸有希望，超過一點也有可能。凡是能多搞的，可以多搞些。
地方同志擔心產生消極情緒。留有余地好。眼睛隻看到一千八百萬噸鋼，就會把全局丟掉，包括丟掉人心。華東鋼鐵指標落實后能超額完成任務很好，但要注意全面。這樣搞，人心舒暢，干勁更足。
輕工業的品種、質量是個大問題，要特別注意。養豬的糧食要列入計劃。出口與供應城市的豬肉要解決。要扎扎實實地搞，用大半年的時間，恢復到去年八月以前公園小賣部和商店貨架子上的狀態。要按此安排，提出奮斗目標，努力去做。年底以前達不到這個要求，可以順延，要求不要太高了。
關鍵在於各級領導不要糾纏在一千八百萬噸鋼裡面，不要顧慮暫時不好看。安排得要恰當、扎實一點，年終來一個穩定的生活基礎，對下一年有好處。
不只是鋼的問題，還要看得更寬點。現在煤炭問題又出來了，挖肉補瘡，寅吃卯糧。落實計劃不是妨礙積極性，中央並不消極。在既定的條件下爭取多搞，能超過的更好。輕工業也是如此。要迅速從壓迫我們的幾個指標下解放出來，把鋼材分配下去，好安排生產。
解放思想，全面安排，解決工農、輕重關系。工農關系在勞動力上要更多注意農業﹔工農業發生矛盾時，工業要“讓路”。我看解決了人民生活問題，飯吃飽，有油、菜、肉，生產起來勁頭就大了。最近發一個節約的指示，把道理講清楚，忍耐一下，等待爭取農業豐收。
解放出來抓市場，實際上是農業問題，這個關很大。爭取年底至遲明年改變過來，不改變不行。再加上把勞動力調整好，品種搞齊一點，養豬、打草帽辮等收入增加，農民也好過。食堂問題不解決不行。這些問題要和農民商量，抓一下。計劃落實后，中央工作重點轉入農業和市場。
注 釋
[16] 這是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工業生產情況匯報時講話的一部分。
[17] 武昌會議，這裡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海會議，這裡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始終要抓農業[18]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對於農業，我們有新提法，即以農業為基礎。這個提法是否合乎馬列主義？我們研究了，馬克思、列寧都很重視農業。農業落后，工業就要受到拖累。農業發展，可以促進工業發展。農業每年增產百分之十就不容易，而食品、副食品、輕工業原料，都要靠農業。所以，農業是基礎，始終要抓農業。
我們也提農業機械化，但技術問題未解決，特別是水田和密植。因為我們土地少，要靠高產。機械化能否高產，怎樣用法，還未解決。但機械化不能減產。
注 釋
[18] 這是鄧小平會見朝鮮駐中國大使李永鎬時談話的一部分。
爭取和平應該兩條腿走路[19]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三日）
我們共同致力於爭取世界持久和平，能夠把戰爭推遲就好，推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行，推遲四十年更好。
爭取和平應該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群眾的斗爭，包括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的壯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帝國主義國家人民的斗爭，包括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斗爭，也是和平運動中的力量。另一方面，我們也准備與帝國主義談判，例如最高級首腦會議、裁軍會議。有人說中國對這個不熱心，我們怎麼不熱心？我們應該熱心。但是同帝國主義打交道不是很容易的事，企圖以談判來迫使帝國主義下台那是辦不到的。在一定條件下，迫使帝國主義做些妥協並不是完全不可能，朝鮮停戰就是一例。帝國主義不到迫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會同意停戰的。從我們這方面來說，停戰也比較有利。這說明不是完全不可能同帝國主義達成協議，當然這些都是在帝國主義日子不好過的情況下取得的。有這種可能我們就應該爭取。在朝鮮、日內瓦的談判我們都參加了，中美大使級會談[20] 也進行快五年了，如能達成協議當然很好，如不能，也能達到揭露帝國主義的目的。這樣就能孤立帝國主義，爭取中間分子，教育人民、動員人民，擴大和平力量，這就是兩條腿走路。
我們希望和平，但帝國主義要打怎麼辦？這不能由我們決定，我們誠心誠意地希望不打。帝國主義聽不聽我們的指示呢？我們不是它們的參謀長，它們的參謀長是壟斷集團。我們的希望落空了怎麼辦？重要的是，不要使自己的人民喪失警惕性，仗不是怕打就打不起來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犯了錯誤，就是因為喪失警惕性。我們的出發點是，隻要帝國主義存在，就要提高警惕，這並沒有壞處。人民都有精神准備，才是真正不可戰勝的力量。
現在有一種論點說，核武器決定戰爭勝負。這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民。我們對戰爭有了准備，相反地可以制止戰爭，因為帝國主義知道我們有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准備，它是要小心的。
現在帝國主義要發動戰爭會是突然的。如不做好精神准備，戰爭一旦爆發，要臨時准備就來不及，就必然會陷入混亂狀態，那時人民也會埋怨我們為什麼不早點告訴他們。人民不怕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才怕人民。
我們這一代經歷過階級斗爭，也遭受過壓迫、苦難和戰爭的考驗。重要的是對青年一代的教育，使他們知道帝國主義還存在，世界上還有風暴，教育他們用階級觀點來分析國際問題。現在有兩個口號，“沒有戰爭的世界”、“沒有武器的世界”。辦到當然很好，不過在階級社會中絕不可能辦到。
注 釋：
[19] 這是鄧小平會見捷克斯洛伐克駐中國大使布希尼亞克時談話的一部分。
[20] 中美大使級會談，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開始在日內瓦舉行。由於美方阻撓，會談經常遭到破壞和中斷。金門炮擊開始后，又繼續進行。一九五八年九月，會談改在華沙舉行。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會談一共舉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於美方堅持干涉中國內政的立場，會談在和緩、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上未取得進展，但保持了兩國之間的外交接觸。
革命和建設都要貫徹群眾路線[21]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根據我們的經驗，農村工作一定要走群眾路線，這是不成問題的。工業方面能不能走群眾路線呢？這個問題有爭論。我們主張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走群眾路線。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這樣不行。他們說，蘇聯實行“一長制”，我們也非如此不可。這是方法問題。我們不能說蘇聯錯，我們說的只是我們的經驗。我們認為，在我國，一定要加強黨的領導，走群眾路線。搞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包括搞改革、發明、創造，也要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實行黨的領導、技術人員和群眾三結合。無論革命、建設，都要貫徹群眾路線。這樣，取得勝利要快得多，成績要好得多。
革命不斷前進，建設也不斷前進。我們運用了列寧的理論，不斷革命論與革命階段論相結合。不斷革命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我們的觀點是，包括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等等一系列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就會發生阻礙，雖然最后終須解決，但應有預見。思想指導必須在前一步看到后一步，前一階段為后一階段做准備。領導要看到下一步，照顧下一步，要一步步引導群眾前進。這是我們的經驗。我們認為，搞社會主義也要想到共產主義。而社會主義本身又分為幾個階段，要一個革命接一個革命，不斷地前進。
注 釋：
[21] 這是鄧小平同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黎筍會談時談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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