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好不好決定於能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4]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究竟好不好？這要有一個正確的回答。這個制度好不好，決定於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在我們國家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認為黨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是好的，它適合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但是否就永遠是個好東西了呢？也不要把它說得那麼絕對。現在我們對這個東西熟悉了，有了經驗，証明它是個好東西。但是拿到別的國家去是否合適呢？不要認為把這個東西拿到任何國家去都合適。我們黨從來沒有這個意圖，也從來沒有把黨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販賣”給別的國家，說我們這個制度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這個牛皮是吹不得的。把一個東西夸張到不恰當的地步，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老實說，我們的事業還很年輕，經驗還不足，我們的制度還不完善。重要的是正確的要堅持，錯誤的要糾正，不完善的要補足。現在有人說工人委員會就是好，當然我們並不否定，但是，工人委員會不是制度，而是一種方法，一種制度的運用。不要把一長制、工人委員會和我們現在所提的黨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說成絕對好，也不要說成絕對壞，因為這些東西在某一個條件下是好的，在另一個條件下就是不好的。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曾強調搞一長制，應該說是好的，因為當時生產管理是極端混亂的，要強調集中，強調統一，強調紀律，在企業管理裡強調一長制。如果蘇聯在那時採用工人委員會，如何建立起秩序呢？在當時，是一長制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還是工人委員會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呢？當然是一長制。所以強調工人委員會任何時候都是好的，絕對好的，是不對的。蘇聯現在還在運用一長制，隻要他們認為合適，就可以繼續採用。總之，在具體制度上，隻要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發揮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創造性，能夠監督和防止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什麼制度合適，就採取什麼制度。我們堅持八大[5] 上所確定的企業管理制度，它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黨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企業管理沒有廠長是不行的，但又是集體領導﹔另一方面是搞工人代表大會。這就是黨的作用、群眾的作用。
基本制度是好的，但還要注意調整。蘇聯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是斯大林對應當調整的沒有調整，他的錯誤也就在這裡。比如在蘇聯，國內階級已經消滅了，但是斯大林還強調階級斗爭，說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了，結果在肅反問題上犯了錯誤。又如在我們國家，革命勝利后不搞肅反斗爭就不行，不把反革命的氣焰打下去，人民就站不起來。人民站不起來，還能夠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嗎？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又得到一個教訓，當反革命被大量肅清后，如十個指頭肅清了九個指頭，還剩一個指頭的時候，我們就要做適當的調整。所以現在把死刑的決定權交給了最高人民法院，不調整就要犯錯誤。
應該說，我們現在的制度是適合發展生產力的。如果和美國比，他們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比不上，蘇聯也比不上﹔但是我們的發展速度是很快的，蘇聯和所有的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工業的發展速度都已經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速度快慢，我們大家是看得見的，這一條是比較容易解決的。重要的是我們要經常取得教訓，要看哪些是過去合理，現在不合理了，不合理就要糾正，就要補足﹔哪些是過去合理，現在還是合理的，就要堅持。隻要我們採取了這種態度，我們就可能少犯錯誤﹔而有了錯誤就糾正，不致使小錯誤變成大錯誤，局部的錯誤變成全體的錯誤，暫時的錯誤變成長期的錯誤。
注 釋
[4] 這是鄧小平在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報告的節錄。
[5] 八大，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關於民主和專政[6]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究竟是資產階級專政最民主，還是無產階級專政最民主？我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最民主的。
任何專政的民主都有其局限性，資產階級有專政也有民主，那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美國不讓新聞記者到中國來，迫害進步人士，這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他們的民主是根據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運動的程度而變化的。當這個運動對他們的損害不大時，他們可以寬一點﹔當這個運動對維持資產階級統治不利時，他們就少搞一點。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包括資產階級在內）對少數反革命分子的專政，而資產階級專政則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
從我們國家來說，前幾年我們搞專政多一些，正因為我們依靠了專政，所以才取得了這麼大的成績。現在我們要充分地考慮發揚民主的問題。在企業裡我們搞工人代表大會制，並認真地考慮擴大它的職權問題，如獎勵基金，過去是在廠長的權限范圍之內，現在考慮是仍舊保留在廠長的手裡好，還是交給工人代表大會好？又如現在把死刑的決定權交給了最高人民法院。再如在思想戰線上，唯物主義的旗幟樹立起來了，馬列主義思想已居於領導地位，我們就提出可以講唯心主義的東西了。其實唯物主義正是在同唯心主義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我們的思想不要僵化，即使主張唯心主義的人，在這個斗爭中也會改變的。爭論是有益處的，比如我們現在提出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的問題，群眾就懂得了兩個萬歲存在的益處。
由此可見，專政和民主各國是不同的，不看條件，不看變化，而空談專政和民主，就不對了。對民主和專政的看法任何時候都不要僵化，要看條件。你那個地方專政的對象不多，再強調專政，那就錯了，斯大林就是犯了這個錯誤。
在人民內部，民主和集中的關系也是同樣的，有時民主要多一些，有時集中要多一些，但總的趨勢是民主要愈來愈多，否則就要傷害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我們國家裡，反革命總是愈搞愈少，專政就減弱，民主就擴大，當然不要忘了還有外國帝國主義的存在。究竟在什麼時候擴大民主，擴大多少，就要注意。有時就要強調一下集中。八大提出要擴大黨內民主。現在企業裡確實要向擴大民主的方向走，條件成熟了，我們就採取工人代表大會制。現在考慮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監督國家機關的職能擴大一點。如何監督？採取什麼方法監督？這些問題都還需要認真地研究。
總之，我們不要把專政同民主、民主同集中都看得絕對化了。把權威看成是絕對壞的東西，把民主看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都是荒謬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是最廣大人民的一致，隻有無產階級專政才是最有條件，也是最敢於擴大民主的。如果不是不斷地擴大民主，那麼總的趨勢就要發生錯誤。
現在有些人對我們的民主不滿意。的確，要承認我們是有缺點，有些可以擴大的民主，還沒有擴大，對這一問題現在我們正在研究。對我們國家一些不好的現象的批評，應該說大多數是健康的，即使意見隻有一部分是對的，我們也應該接受。
大民主與小民主的問題。大民主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好東西，在一定條件下又不是好東西。說它是好東西，如土改、鎮反、禁煙禁毒運動等都是大民主，不搞大民主就不行。大民主是用來對付敵對階級的。當然，在人民內部對嚴重的官僚主義者有時也採用大民主。但是大民主如果發展到像匈牙利事件[7] 那樣，那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復辟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了，是誰勝誰敗的問題了。問題的本質是兩個階級的斗爭。這個問題是不能含糊的。匈牙利事件發生，結果誰吃了虧呢？人民吃了虧。大民主是不能提倡的，不能贊揚的。一搞大民主，生產下降了，紀律性破壞了。我們不贊成在人民內部搞大民主，因為它對無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不利。
黨內也有大民主、小民主的問題。黨內斗爭用小民主好，不要用大民主。大民主可以在一個時候馬上就收效，但是后患無窮，影響很深遠。所謂大民主就是一批人被打倒，另一批人又起來。這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黨內就渙散，就團結不起來。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犯過這種錯誤。在江西中央蘇區的時候，有人反對毛主席的正確領導，當時如果毛主席採用大民主的方法，完全可以保持住他的領導地位，但是他採用了小民主的方法，這是從整個黨的利益著眼，團結了黨。那些喜歡搞大民主的人始終沒有把革命搞成功。所以不要以為大民主就那麼好，小民主就那麼不過癮。如果要過癮，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個大亂子，到那時再試試看。我們黨內的斗爭要採取比較適當的方法，不要迷信大民主就那麼能夠解決問題。大民主，對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可取的。
注 釋
[6] 這是鄧小平在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報告的節錄。
[7] 匈牙利事件，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發生在匈牙利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關於農業問題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月）
一
農具改良有兩大優點，第一，普及推廣快。譬如一個地方改良了農具，就可以組織農民去參觀，他們參觀后，就可以馬上推廣使用。農具隻要稍加改良，效率就能提高一二倍，甚至幾十倍。改良工具還稱不上技術革命，但它是技術革命的萌芽。第二，能充分發揮群眾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廣泛利用群眾的智慧。人人可以動腦筋改良工具，而且改良以后的工具人人都可以使用。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會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駐中國大使汪戴爾時談話的節錄）
二
農村隻靠種糧食擺脫不了貧困。要發展多種經營，堅決搞一批相信這個道理的人去試驗。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長春市委負責人匯報工作時談話的節錄）
三
農村要大大增加生豬飼養數量，隻有把農林牧副漁統統發展起來，才能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鞏固發展。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視察遼寧省蓋平縣[8] 太陽升人民公社時談話的節錄）
四
農業要做到糧食、蔬菜、豬肉三自給，要搞好水利、深翻地、施肥、密植和加強田間管理等工作。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視察遼寧省撫順市時談話的節錄）
五
農業生產要採取不斷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於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質的秘密。隻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學技術，充分發揮和挖掘物質的力量。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聽取中共石家庄地委和專署負責人匯報工作時談話的節錄）
六
雲南條件很好，在農業上一定要多種經營，搞多樣性。不搞多種經營，還是不會富裕的。每個縣都要有規劃，都要有自己的重點。要千方百計地使農村交換的東西增多，這樣人們收入就會增加，就會富起來。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共雲南省委負責人談話的節錄）
七
農民原有的自留地交給公社使用后，自己在生活上也還要有一些機動的余地，使自己增加一些食用的蔬菜。農民的房子要修建得寬大一點，周圍多留空地，種些竹子、樹木，既美化環境，又能增加收入。每家每戶都能有一個庭院，住起來心情就更加舒暢。可以利用竹子制造一些經濟、適用、美觀的家具。民居和地方特色小吃，都是文化，應該保留並得到發展。組織群眾生活是國家職能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各級黨委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對人民群眾的吃穿住和娃娃的教育問題，都應該更好地加強領導。總之，要把農民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視察四川省郫縣德元公社和成都郊區金牛公社時談話的節錄）
八
每個縣都要給自己出題目，千方百計地提高農業產值。生產的安排必須適應社會生活發展的需要。需要有兩方面：一是滿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換。因此要發展多種經營，多生產一些有交換價值的農產品，這樣才能不斷地增加財富。竹子、果木、麻、藥材等產品，交換價值大，既可以增加財富，又可以使農村園林化，大有可為。農村不搞多種經營要富裕起來是困難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聽取四川省溫江專署所屬幾個縣的負責人匯報工作時談話的節錄）
注 釋
[8] 蓋平縣，舊縣名，今遼寧省蓋州市。
關於工業問題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一月）
一
發展工業當然需要一批現代化的工廠企業做骨干，但是中小企業也要發展。概括地說，就是大、中、小結合起來，大機械化和小機械化結合起來，中央和地方結合起來。大的中央搞，中的地方搞，小的由鄉和合作社搞，這樣做比較見效。如化肥廠，可以搞現代化的年產幾十萬噸的大型企業，縣甚至鄉可以搞小的化肥廠。到處搞，化學肥料發展速度就可以很快。又譬如小型煉油廠，合作社就能搞，隻要投資一萬多元就可以搞起來。
搞小型企業，它的好處在於建廠時間短，能迅速滿足人民需要。這是我們的窮方法。如果隻搞現代化的大型企業，全國隻能搞幾個。如果全面開花，各地都搞小型的，那麼發展速度可能快些。這個辦法是否好，要由歷史來証明。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會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駐中國大使汪戴爾時談話的節錄）
二
潛力有兩種，一種是改革規章制度，改進作風，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一種是改進技術，產生新的推動力量，這就是技術革命。后一種潛力更大。鞍鋼應大搞技術革命，大企業、現代化企業要自力更生，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但是，技術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兩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來個思想上的革命。沒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術革命。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聽取中共鞍山市委負責人匯報工作時談話的節錄）
三
從長遠看，雲南的發展重點應該轉向有色金屬，搞成有色金屬省。雲南在這方面條件特別好，“寶”很多，要在這方面創造出一些經驗。這就需要全面規劃、重點安排，搞一些鋼鐵縣、鉛縣、鋁縣、煤縣等等。這樣可很快把技術提高，逐步升級。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共雲南省委負責人談話的節錄）
四
德陽的工業是國家的大工業，拿制造冶金設備、電站設備的工廠來說，是目前全國最大的。要加緊建設，打破陳規，邊建設邊生產。城市規模要根據這些工業項目和將來的發展來規劃，郊區要劃大一些，許多東西才可以自給。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聽取中共四川省德陽縣委負責人匯報工作時談話的節錄）
五
要千方百計地搞多種經營，搞點有色金屬，搞點經濟作物，必須搞有交換價值的東西。要搞鋁縣、銅縣、鈾礦縣、烤煙縣、麻縣、木材縣。
如何解決電力問題，先搞小水電站，盡量搞五百千瓦的，一百個五百千瓦就是五萬千瓦。每個水電站要兼顧灌溉。隻要水抓到了，綜合利用容易。農田用小水利解決，山地以蓄水為主，拼命存水。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同中共貴州省委負責人談話的節錄）
對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必須斗爭[9]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一日）
關於日本問題。我們對日本的方針是一貫的。在東方，中國總是要同日本相處的，但是，什麼樣的日本才能同我們相處得好呢？就是不是美國統治的日本，不是跟著美國走的日本，不是帝國主義的日本，不是復辟軍國主義的日本。如果是帝國主義的、軍國主義的日本，怎麼可能同我們和平共處？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鄰居呢？不可能。我們解放以后對日本是採取了一種寬大的政策，這個政策收效極大。最近岸信介[10] 政府、日本的壟斷資本家，企圖挑起一個反對中國的運動，但挑不起來。我們和日本文化界、經濟界人士的來往一點也不苛求。我們是大國的風度，不盛氣凌人，仁至義盡，他們沒有任何話好說嘛。
但是，新的情況是什麼呢？是這個階段日本的尾巴翹得太高了。翹得太高是有原因的，就是在美國的扶持下，日本的經濟、壟斷資本不但有很大的恢復，而且有很大的發展。它積極找市場，積極向外擴張，這個擴張甚至搞到我們頭上來了，又企圖提出那個老口號：“工業的日本，農業的中國，原料的中國。”日本以為我們搞建設非靠它不可，它有機可乘。
日本既然把尾巴翹起來了，我們就要把它的尾巴打下來。對這種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就要狠狠地斗。這可以使日本帝國主義清醒一下，對日本人民也是個教育。否則，那些中間勢力（資產階級裡面也有部分中間動搖的分子），會覺得岸信介那套辦法還有出路。
和日本斗爭是有益處的。不斗爭，對日本人民不利，對我們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不利，對遠東和平不利，對整個世界和平也不利。不斗爭，同日本正常的友好來往是建立不起來的。我們這個態度不是制造緊張局勢，而是有利於緩和緊張局勢，有利於和平。打擊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日本，才真正是為了和平。斗爭的結果，我看好得很，最近岸信介政府開始清醒了一點。關於美國。日內瓦會議[11] 是美國要求開的。這說明美帝國主義心虛得很，怕我們打台灣，日內瓦會議也表現了這個特點。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更加孤立美國，揭露美國的面目。對美帝國主義，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哀求，一個是斗爭。對於帝國主義，歷來就是斗爭。
這樣的舉動是制造緊張局勢嗎？對於和平有利嗎？這要看到問題的本質，那就是對帝國主義必須斗爭。現在從戰略上來說，總的國際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帝國主義怕我們多一些。在戰術上、戰役上，每一個問題都要審慎地考慮。對日本問題，對日內瓦談判問題，我們都是經過審慎考慮的、權衡了的。我們這樣做就是因為整個國際局勢對我們有利，對世界人民有利，對和平有利﹔就是滅帝國主義的威風，長中國人民的志氣，長世界人民的志氣。
注 釋
[9] 這是鄧小平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10] 岸信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日本商工相、國務相兼軍需省次官。日本投降后，被定為甲級戰犯關進監獄。一九四八年獲釋，先后任日本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干事長。當時任日本首相。
[11] 日內瓦會議，這裡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