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羅素不約而同來到上海
今天，當一些西方漢學家回望中國的“五四”時，他們驚訝地發現，在這場始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時代洪流中，也有歐美思想家的身影。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１年之間，美國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英國哲學家、思想家伯特蘭·羅素相繼來到中國。杜威是五四運動的見証者，在中國開展了長達兩年多的訪問及演講，羅素在五四運動發生后的第二年來到中國，停留長達１０個月。
杜威和羅素都是坐船來到中國的，他們到中國的第一站都是上海。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下午，五四運動爆發前４天，杜威乘坐的客輪停泊在上海港，他的中國之旅就此展開。五四運動發生后，杜威曾在上海與孫中山見面。杜威后來在給女兒的信中描述了與孫中山共進晚餐的情形，其中包括討論“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的問題。
種種跡象表明，杜威被中國“迷住了”，他將自己的行程一拖再拖，在華足跡遍及了當時的１０多個省。到了１９２０年，杜威在其《中國的新文化》一文中指出：“新文化運動為中國未來的希望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
比杜威年輕１３歲的羅素，則在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來到中國，首站也是上海。史料記載，羅素對中國社會的現狀十分感興趣，自稱“不是來談哲學問題的”，“是來研究中國的社會狀況的”。昔日羅素訪問過的上海“申報館”大樓，如今仍默默佇立在漢口路山東路的轉角處。
杜威和羅素的到訪，適逢五四精神風起雲涌，兩人一場接一場的演講，也為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他們的言論時常出現在同一報章的同一個版面上。已故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曾指出，伴隨五四運動的發生，杜威和羅素的到來，使“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的理念，以及社會主義的進步思想進一步在中國傳播開來，他們的演講擁有大量聽眾。費正清還在《偉大的中國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一書中感慨於上海這座城市對思想傳播的進步意義。他寫道：上海就是這樣扮演了許多角色－－在出版業、報紙和日趨活躍的輿論的支持下，上海還成為中國改革和革命思想的主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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