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獻研究室
1954年 六十一歲
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的憲法草案，結合了原則性和靈活性。原則基本上是兩個：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
1955年 六十二歲
3月21日在審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稿時加寫說：“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偏向。必須懂得，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這樣兩個方面，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結合的。而個人負責，則和違反集體領導原則的個人獨裁，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7月26日在同柯慶施、舒同等人的談話中說：個人決定好，還是集體領導好？有不同意見就要辯論，沒有取得多數同意就不要發指示。開會、發電報，要有紀律。
9月在為《怎樣辦農村生產合作社》一書寫的一篇按語中說道：“領導一定要走在運動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個縣的范圍內，黨的縣委應當起主要的領導作用。”
10月14日在部分中共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一有問題，即去解決，不使問題成堆。要及時批評，不要愛好事后批評，放馬后炮。“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行下效。領導者的擔子很重要，不准亂刮風。
11月1日在給章乃器的信中說：“干部中的片面觀點總是會有的，問題是好好幫助他們學會實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
11月17日在部分中共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領導方法不要呆板，孤軍奮斗不行。平素要吹一吹，每次會有一個主題，其他問題也吹一下。開會的時候吹吹閑話，引起興趣，接觸問題。統一領導，專門負責，不要亂搞。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資本 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解決我們的思想落后於實際情況的方法有兩個，一是全面規劃，一是接近群眾。所謂全面規劃，就是將許多側面結合起來研究，這樣就可以發現許多問題。但是不能隻坐在房子裡搞規劃。辦公室是要坐的，但總坐在辦公室裡，是危險的，在一年裡要有幾個星期到外面跑，跟群眾接觸，這樣才可以發現問題。
12月27日在為即將出版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中說：“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當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
1956年 六十三歲
2月14日在聽取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匯報時的講話中說：批評本位主義的文章要寫，但光批評，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制度問題。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
11月13日在中南海頤年堂聽取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各組組長匯報討論情況時的談話中說：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的方法，不是採用大民主而是採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來說，歷史上一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
1957年 六十四歲
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在延安的時候，就採取這個方針。這是一個什麼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我們對於少數人鬧事，應當採取積極態度，不應當採取消極態度，就是說不怕，要准備著。我看要准備出大事。你准備出大事，就可能不出。對於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要學會這麼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麼事情總是捂著。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要照辯証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我看，全黨都要學習辯証法，提倡照辯証法辦事。
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的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中說：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這是一條戰略方針。所謂統籌兼顧，就是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總要從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思想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不能夠採用粗暴的方法來解決。用粗暴的方法來解決思想問題，解決精神世界的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
3月1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無論哪級政府和干部有缺點錯誤，都應該批評，並且要成為一種習慣。批評對了當然很好，批評不對也沒有事，這就是言者無罪。人民范圍之內的事，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
3月6日在九省市宣傳部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思想工作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口號去套一切，現在與過去不同了，要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我們如何對付不正確思想？不要急躁，不要簡單，問題在於方法，在於有說服力的文章。我們要取得經驗，要學會如何掌握。對問題必須研究，要用腦子，要學習，重要的是在斗爭中取得經驗。現在是思想斗爭，不能再用老辦法了。思想斗爭是動口不動手，而且動口要恰當，不是採取專政的辦法。思想斗爭是文的，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統一戰線，團結——批評——團結。
3月10日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指出：目前思想偏向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觀察問題和了解問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沒有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有關系。我們要用十年八年的時間來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拋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那樣，我們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絕對化，就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對於我們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
7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說：必須堅定地信任群眾的多數，首先是工農基本群眾的多數，這是我們的基本出發點。
11月18日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不損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見，放棄自己一些可以放棄的意見。這樣我們就有兩隻手，對犯錯誤的同志，一隻手跟他作斗爭，一隻手跟他講團結。斗爭的目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這叫原則性。另一隻手講團結，團結的目的是給他一條出路，跟他講妥協，這叫做靈活性。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這是一種對立面的統一。
1958年 六十五歲
1月3日、4日在杭州華東四省一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領導好一些，經常把幾個問題放在心裡想一想，同少數人吹一吹，這是一個重要方法。
1月15日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沒有理論，領導困難。
1月15日在同胡喬木、吳冷西的談話中說：要學會用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長處和短處。要善於用他的長處，幫助他克服短處。不要搞一言堂，要讓不同的意見能充分發表。古人就提倡兼聽，共產黨人應該更能兼聽。兼聽則明，聽到各方面的反應，就能夠從中吸取各方面的營養，減少工作中的失誤。
1月21日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小型會議最好商量問題，我對小型會議很有興趣，時間不長，就地召開，這種形式最好。
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在北京做官，官氣比較重，下去的時候要很注意，不要學“巡按出朝，地動山搖”那一套。下去主要是找先進經驗。有了先進經驗，就可以把后進和落后的帶起來。
3月25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做是一件事，講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講也要謹慎些，給群眾留點余地，給下級留點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點余地。總而言之，支票開得太多，后頭難於兌現。
4月25日在水利電力部報送的《電力工業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上的批示中說：“有了正確的政治觀點，從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統帥了業務，迷信破除，胸懷坦蕩，勢如破竹了。”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有時候形勢好像不好，這個時候要有定見，不要被暫時現象所迷惑，不要被暫時的黑暗所迷惑。不要狂妄，也不要有自卑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迷信，要把自己放在恰當的地位。
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現在特別提醒同志們注意的是，我們應該有識別風向的能力，要提高這種識別力，這一點有極端的重要性。一個人盡管有才有學，如果不善於識別風向那還是很遲鈍的。斯大林講過要有預見性。所謂預見性，就是識別風向。要識別風向，這是個領導藝術。我們全黨隻要有一萬兩萬人到三萬人，有更高的覺悟，有識別風向的能力，有預見，我們的事情就能搞得更好一些。
6月29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成員和各組組長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各種工作都要注意總結好的經驗加以推廣。同時要研究敵情、友情，過去我們就是研究敵、友、我情況的。
7月12日在會見黑非洲青年訪華代表團時的講話中說：在斗爭中要准備遭受困難，也要准備付出時間，可能要較長的時間，不要困難來了沒有精神准備。
10月26日在同吳冷西、田家英的談話中說：下去調查中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隻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干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隻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找群眾談話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干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真實想法。下去不要張揚。
11月1日在同張承先等人的談話中指出：在人民內部是要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在新的基礎上的團結，不要壓服。強迫命令，干是去干了，人家心裡不服，等你走了，也許不干了。
11月7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反對浮夸，要實事求是，不要虛報。大的方針政策問題要有個商量，領導機關要清醒。
11月10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麼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11月21日在同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的談話中說：矛盾有正面，有側面，看問題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個方面。要有辯証的觀點，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絕對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壞事情也不要隻看到它的消極一面。
12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全國一盤棋和地方積極性這兩個東西相結合，一有矛盾，按照全國一盤棋的原則解決。要顧全大局。顧大局，是最高的品德，並不吃虧。
1959年 六十六歲
2月2日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問題就是矛盾。發現問題，經過調查研究，充分揭露，詳細了解，才能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我們過去搞革命戰爭，沒有一次是情況不清楚、條件不成熟而打了勝仗的。現在我們搞建設，要攻這個敵人，我們是新手，我們不會搞，也要調查研究，善於發現、揭露、解決問題。
3月2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三國時期曹操的一個有名的謀士郭嘉，他說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見事遲，得計遲。所謂的見事遲，得計遲，就是形勢已經出來了，還不能作出判斷，得出一個方針來，就處於被動。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麼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麼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特別是對外斗爭，得計遲是很危險的。
3月5日在同一些中共省委第一書記的談話中指出：一步一步深入，發現矛盾，分析矛盾，揭露矛盾，才能解決矛盾。分析要有一個過程，發現矛盾開始是感覺性質的，分析才到理性階段。解決矛盾就是進入綜合階段，你解決問題得一齊解決，得各方照顧。
3月9日在中共湖南省委關於執行鄭州會議指示給中央的簡報上寫的批語中說：“很多同志做了幾個月的調查，開過不少的大會小會，結果對於大量存在的事物，卻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原因是方法不對，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
3月17日在寫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黨內通信》中說：“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
4月5日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工作方法，要會做工作。要多謀善斷。單是謀不行，第一要多謀，第二還要能斷。現在有些同志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多謀，各方面的意見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確了，恰當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斷。要留有余地。我們過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來包圍敵人，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無准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而現在我們搞工業很多是打沒有把握之仗，沒有准備之仗。不曉得多謀善斷，留有余地，這是個政治問題，這是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問題。要善於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要當機立斷，不要錯過形勢。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觀察形勢正確，才能當機立斷。缺乏當機立斷，還是對形勢觀察不妥，斷得不恰當，就是有一點武斷。我也有武斷。這種錯誤我們這些人是經常犯的，問題是要快一點觀察形勢，要當機立斷，要改。要跟同志們、朋友們、上級和下級的同志們通氣。與人通氣的時候，反面的話要想一想，那個反面的話很值得注意。重大問題的文件首先要在常委會討論大綱。大的估計，整個形勢，要先討論，討論清楚，然后再去作計劃。
6月24日在同王任重的談話中說：決策錯了，領導人要承擔責任，不能片面地責備下面。領導者替被領導者承擔責任，這是取得下級信任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7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參加廬山會議的各組組長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要從勝利和失敗兩方面來認識規律。和戰爭一樣，打敗仗可以認識規律，打勝仗也能認識規律，不能說隻有打敗仗才能認識規律。要從成績和錯誤缺點兩方面來認識。
12月24—26日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矛盾、斗爭、分解是絕對的，統一、一致、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有了這樣的觀點，就能夠正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其他事物﹔沒有這樣的觀點，認識就會停滯、僵化。
1960年 六十七歲
5月7日在會見非洲十二個國家和地區外賓的談話中指出：我們在戰術上要謹慎，每一個步驟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視它們，要認真辦事。合起來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樣才能敢想敢說敢做。
6月18日在《十年總結》一文中說：“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証法的認識過程。”“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
1961年 六十八歲
1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去做調查，就是要使自己心裡有底，沒有底是不能行動的。了解情況，要用眼睛看，要用口問，要用手記。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隻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調查研究極為重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要有這三條。第一條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第二條決心大。第三條方法對。方法就是措施、辦法，實現方針、政策要有一套方法。
1月18日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講話指出：一九六一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調查要在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間才能認識客觀事物。
1月29日在同中共江蘇省委、南京市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實事求是就要調查研究。水是渾的，有沒有魚不知道，就是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不根據調查研究來制定方針、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險，心中也無數，數字也許知道，實際情況並不知道。成績、缺點要兩面聽，兩點論嘛，正面、反面，成績、缺點，光明面、黑暗面，已經認識了的世界和未被認識的世界等等，一萬年也是這樣。
3月13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及所屬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簡稱三南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省委第一書記要親自做調查研究，我也是第一書記，我隻抓第一書記。其他的書記也要做調查研究，由你們負責去抓。隻要省、地、縣、社四級黨委的第一書記都做調查研究，事情就好辦了。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過去這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情況不明，政策就不正確，決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對頭。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
3月23日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現在我們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教條主義這個東西，隻有原理原則，沒有具體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正確的策略隻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隻能來源於調查研究。
5月14日在給張平化的信中說：“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5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事物很復雜，具體事物都是有差異的。理性應該從實際中來，規律也是事物的一部分，要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發現規律，定出政策，這是唯物論。
11月23日在轉發鄧子恢調查報告的批語中說：“認真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
11月24日在會見巴西、厄瓜多爾、玻利維亞、薩爾瓦多共產黨和巴拿馬人民黨來中國學習的學員時的講話中說：任何黨都有左、中、右。我們說左、中、右時，是指思想問題，指對問題的認識的水平，對馬列主義的理解的問題。不要以為世界上的事情那麼簡單，事情不是簡單，而是錯綜復雜的。左翼首先的問題是爭取中間派，說服中間派，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不能用壓服的方法，隻能用說理的方法。我們叫做和風細雨的方法，不要心急，需要多少時間就給多少時間。但是，左翼就是容易犯氣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間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辦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條主義式的左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說服中間派，不能擺官僚的架子。
1962年 六十九歲
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隻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讓人講話的界限是什麼呢？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另一個是，不准組織秘密集團。隻要不是違反紀律的，隻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麼辦？讓他保留意見。隻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將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干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
3月22日在接見田家英領導的湖南農村調查組全體成員時說：向調查組提出幾點希望：第一，要同當地干部，省、地、縣、社各級干部相結合。第二，不要亂指揮。第三，頭腦裡不要帶東西（指思想框框——編者注）下去，隻帶一件東西，就是馬克思主義。第四，要做歷史的調查，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觀點。第五，看到壞人壞事不要亂說，好的可以說。第六，參加點輕微勞動。
4月9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要制定一整套的具體政策，就要作調查研究，就要走群眾路線，就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方法，就是要讓人家講話，要聽不同的意見。
1963年 七十歲
4月24日在會見印度尼西亞軍事友好代表團時的談話中說：我們跟蔣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條經驗是，要同群眾結合起來。什麼時候跟群眾合作得好，我們就得到發展﹔什麼時候脫離群眾，我們就犯錯誤，就失敗。
8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關於工業發展問題》稿時講話說：寧可把時間放長一點，第一段十五年，然后再搞十五年。還是不要提“前列”，就是提四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總的估計要恰當，對我國現有的水平不要估計過高。估計低一點，留有余地，比較更好一些。
12月5日在會見哥倫比亞“工、學、農運動”學習代表團時的談話中說：你們要和群眾打成一片。群眾不管你是什麼官，也不看你穿什麼衣服，隻看你的政策。他們也不管你是什麼黨，共產黨的政策錯了，他們一樣要罵你。知識是從哪裡來的？知識是從群眾中來的。我們如不進行調查研究，就是什麼也不懂。
12月13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轉發李瑞山、華國鋒關於參觀廣東農業生產情況報告的指示中說：“這種虛心學習外省、外市、外區優良經驗的態度和辦法，是很好的，是發展我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的重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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