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上海

四、推動浦東開發，擴大上海開放

開發浦東的構想醞釀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1984年，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創造條件開發浦東。1986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同志在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開發浦東的初步方案，並組織編制浦東新區總體規劃。1987年6月，江澤民同志主持會議，決定成立開發浦東新區中外聯合咨詢小組，開始進行可行性研究，浦東開發的整體思路逐步形成。

積極推動浦東開發開放。1988年7月，朱镕基同志提出：“開發浦東是建設‘新上海’的希望”，“要把浦東建設成為上海最現代化的一個部分。通過浦東開發，使上海這個城市整體成為全國最大的經濟、貿易、科技和金融、信息中心”。他在上一屆市政府工作的基礎上，積極推動浦東開發開放，加快了開發浦東的可行性研究。

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同志十分關心和支持浦東開發這件事。1990年年初，朱镕基同志兩次向鄧小平同志匯報浦東開發的戰略設想，得到充分肯定。在鄧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動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委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同志，率領中央調研組赴上海就浦東開發進行專題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調研組匯報了浦東開發基本思路和總體規劃設想。1990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宣布開發開放浦東的決定，浦東開發開放獲得突破性進展。

制定浦東開發開放的具體政策。根據中央的決策，1990年4月以后，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浦東開發開放的具體政策。1990年9月10日，上海市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了國務院關於浦東開發開放的三項法規文件，上海市政府也頒布了六項法規，形成了指導浦東開發開放的框架性文件，浦東開發開放至此取得實質性進展。

1990年6月，朱镕基同志率上海經濟代表團訪問香港，大力宣傳浦東開發開放。在題為《上海要進一步向世界開放》的演講中，他指出：“中央做出開發浦東、開放浦東的決定是一個戰略性的決策”，“將會釋放上海所蘊藏的巨大能量”。他還概括了新階段浦東開發開放的四個特點，包括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工業區、引進以外資銀行為先導的服務性行業、進一步探索土地的使用權轉讓、進一步改進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辦法等。他充滿信心地說：“我可以斷言，開發浦東，進一步開放上海，不是一句空話、一個招牌、一個廣告，而是上海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上海經濟發展現實的前途。”

五、密切聯系群眾，轉變工作作風

傾聽群眾呼聲。朱镕基同志指出：“要為人民服務得好，就需要了解群眾的疾苦，了解他們的要求，同時也要了解我們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特別是各種制度的弊端和我們隊伍中的腐敗現象。”他要求領導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帶頭，“要到下面去體察民情，了解真實情況”。他非常注意通過信訪等渠道了解民情。他說：“通過信訪工作，不但能跟人民群眾建立一種信息的聯系，而且可以促進我們同人民群眾建立起血肉關系。”他十分注意從群眾來信中了解“群眾的脈搏、人民的情緒、大眾的要求”，由此“正確地估計政府工作的成績和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並且受到“很大的啟發和教育，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學習到如何當市長”。在認真傾聽群眾呼聲的同時，朱镕基同志還非常注意在工作中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在歷史重要關頭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維護上海穩定，促進上海發展。

反對官僚主義。朱镕基同志痛恨各種形式的官僚主義，大聲疾呼不克服官僚主義，上海沒有前途。他經常深入基層，傾聽基層一線干部群眾的意見，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注意總結實踐經驗，提倡講真話、辦實事，勇於負責，敢於擔當，言必行、行必果。他要求：“市政府的各級領導干部和企業的領導，特別是廠長，要到第一線去跟群眾一起摸爬滾打。”“開會協調，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見”，“不解決問題，不拿出意見，就不要開會”。他指出：“說空話沒有用，發牢騷更沒有用，現在就是要干，要實干苦干。”朱镕基同志不滿足於有關部門只是匯總信息，而是要求對這些信息的處理要有跟蹤反饋和督辦的機制。他明確指出：“相當大一部分批辦事項都長期拖著辦不成。一是機關重疊，互相牽制，扯皮習以為常﹔一是主要負責同志不過問，聽之任之”，要求對“《每日動態》反映出來的問題，過了一天兩天，去查問一下，有關的副市長和委辦局對這個問題有沒有批示？有沒有去查辦？”在他的要求下，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建立了領導重要批辦事項一抓到底的督辦制度。

勇於批評與自我批評。朱镕基同志強調，上報的信息和情況反映，“不僅要報喜，而且特別要報憂。報喜比較容易，報憂比較難，難就難在要突破關系和情面”。“我們應該扶持和鼓勵正氣，一定要壓倒這個邪氣。大家都來根據黨性、黨的原則辦事情，絕對不能講情面、講關系，不要怕得罪人。”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就以鐵面無私、不講情面、經常當面嚴厲批評干部出了名。他也常做自我批評，《實錄》編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三次民主生活會上的發言，對自己的缺點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他在一次講話中說：“很多同志都很愛護我，說我的脾氣太大了，批評人家太狠了，往往當著別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我這個毛病要改，批評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績，多進行個別談話。但是不公開批評，往往難以使大家吸取教訓”。“我沒有別的目的，我只是要為上海人民服務好。特別是我作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嚴格地要求大家，我不來說話，誰來說話呢？我想應該提倡一種精神，就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一切，什麼情面、關系也不要講。”

關心干部成長。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視干部培訓的問題，要求市人事局開出100個40歲左右的局級干部名單。他指出：“上海工作搞得更快、更好、更大膽的關鍵在干部，干部是決定因素。”“對有實績的同志、扎扎實實工作的同志，要把他提到領導崗位上來，把那些老說空話、佔在那個位置上不辦事的人拉下去。應該有這麼個風氣，我們的政府工作才有轉機。不要搞關系學，不要怕得罪人。”他對全市局級以上干部提出了三點要求：要“解放思想，勇於實踐，做敢於承擔風險的改革者”，要“為政清廉，辦事高效，做問心無愧的人民公仆”，要“下放權力，深入基層，加強監督，善於協調，做解決問題的能手”。朱镕基同志非常重視培養企業家隊伍，提出了社會主義企業家必備的三條基本素質，並要求從各個企業選拔一批年富力強、素質比較好的干部送到國內外培訓。他說：“應當培養一批年富力強的廠長，讓他們自己抓起來，使企業活起來，到國際市場、國內市場生龍活虎地活動。”對於沒有通過廠長招標的干部，他主張要進一步培訓，給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吸取教訓，總結經驗，以后“東山再起”。他深入基層，面向群眾，不拘一格，發現並重用優秀年輕干部，為上海的改革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証。

《實錄》還選入了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關於環境保護和治理水污染、科技、教育、文化事業、新聞宣傳等多方面的講話。他曾多次到大學、電視台、市人大會議上即席發表講話。《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朱镕基同志首次披露了個人的坎坷經歷。《在復旦大學的講話》中，他用通俗的語言向上海高校黨政負責同志、教師和學生們介紹了上海的經濟形勢和發展前景。《實錄》還有很多這樣的內容，都生動地反映了朱镕基同志的施政風格。

（文中引文均出自《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

《 人民日報 》（ 2013年08月16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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