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國大革命全面失敗的三大錯誤 (8)

馬連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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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易直言不諱地指出：陳獨秀、譚平山和中共中央委員會此時所作出的決議、指示，都必須經過鮑羅庭的點頭同意。“共產黨不敢反對鮑羅庭的政策，因為他的政策被認為是莫斯科的政策，隻好不情願地採取違心的行動。”{37}羅易抱怨：鮑羅庭“對（中國）共產黨影響最大，因為他是莫斯科的代表，對同莫斯科的聯系手段擁有壟斷權。共產黨人經常在正式會議上駁斥他的觀點，但最終他總是把他們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不管他們對局勢評價如何。”{38}羅易這種認識揭出了問題的真諦，擊中了問題的要害。

　　羅易在電報和報告中預測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兩個前途：武漢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軍隊，極可能與蔣介石和解，與帝國主義妥協，並聯合起來鎮壓共產黨和工農革命﹔為了避免這個前途，我們應該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大力開展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群眾，建立自己的革命軍隊，通過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一起奪取政權來建立民主專政。隻可惜，他把當時最尖銳而復雜的問題說的太簡單、太輕易了，這恰恰又是羅易的最大毛病：有原則無辦法。

　　當然，羅易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軍隊的認識上也存在著致命的錯誤，就是他把汪精衛視為其中的“左派領導人”，甚至是“惟一的左派”，進而斷定他“很難歸順蔣介石”{39}。沒有能夠及早識破汪精衛的反革命兩面派的真面目。在這一點上，他與斯大林和鮑羅庭同樣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由此，既決定了中國大革命必然失敗的結局，也難怪羅易為什麼后來在關鍵時刻把莫斯科的“五月緊急指示”出示給汪精衛看了，這之間有著並非偶然的必然聯系。

　　從目前俄羅斯已經公開的檔案資料中沒有查到斯大林對羅易這些電報和報告的直接回復，但從在5月13日、30日等給鮑羅庭、羅易和陳獨秀等的聯名電報裡可以看出，斯大林雖然沒有改變原來的基本錯誤立場，但也在此間與其后的對中國革命的指示中採納了羅易的一些觀點，在電文中也曾提到羅易的名字和他提出的正確意見。當6月5日羅易把莫斯科的“五月緊急指示”出示給汪精衛看，犯了泄密錯誤以后，直至6月22日他被召回莫斯科之前，除了申訴自己此事並無大礙以外，羅易向斯大林等又發出了九封電報和書信，繼續提出中國政治形勢發展和自己的見解，不斷為挽救中國革命的危機獻計獻策。

　　對於羅易與鮑羅庭及其支持者斯大林的重大分歧屬於何種性質，有的論者認為，羅易與鮑羅庭是各自從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土地革命的兩個不同側面把問題發揮到了極至，而這兩個問題又都是符合聯共（布）、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歷來指示的原則精神的，因此他們的分歧是非原則的。這種認識看到了兩個問題的統一性，忽視了兩個問題的關系和矛盾性，二者的關系是相互促進還是矛盾，即統一戰線服從土地革命，還是土地革命壓倒統一戰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斯大林極端害怕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破裂，並因此受到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全力集中攻擊。此時的斯大林，寧願維持統一戰線而放棄自己一直堅持的並視為高於一切的土地革命而在所不惜。

　　我的看法是：農民土地斗爭的政策、策略應該為民族民主的國民革命的統一戰線服務，為了真正實現和鞏固這一個統一戰線，應該適時實行和不斷調整農民土地斗爭政策，其核心應該實行與后來抗日戰爭時期一樣的以減租減息為主並與之相配套的各項政策，而不能一味地頑固推行形“左”實右的、激進而超越歷史的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陳獨秀早在1926年11月就曾十分有預見地指出：“從同帝國主義作斗爭的角度來說，越是左，無產階級和農民在其斗爭中就越孤立。”他強調在農民土地斗爭中“處理問題不應搞教條主義，要根據斗爭的發展提出我們的口號”{40}。至於托洛茨基反對派主張的中國應當立即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進而建立單純的工農蘇維埃政權則更不可取。斯大林等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論爭，是形“左”實右與極“左”之間的論爭，結果是殊途同歸，都不符合中國的國情。這也就是聯共（布）、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等指導中國革命失敗的悲劇所在。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從來不曾看到斯大林對此間所犯錯誤的一個字的自我批評，反而看到的是“我們的政策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惟一正確的政策”{41}的自我標榜。好在中國大革命的歷史已為他們作出了最公正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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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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