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國大革命全面失敗的三大錯誤 (6)

馬連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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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陳獨秀在不同專題裡都有重要論述。在陳獨秀的心目中，當時要建立的政權應該像共產國際所要求的那樣，是“工農和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不過“現在我們只是開始走向建立這一政權的道路”。為此，他對汪精衛領導的“無產階級同國民黨左派的聯盟”政府抱有很大希望。但他不滿足國民政府中僅有幾個工人領袖，而沒有工農群眾。他強調：“民主專政將是最有威望的政權。這種政權，隻有在我們的力量大到足以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才能產生，隻有在工農群眾中也能實行內部民主的時候才會產生。”{26}可惜，陳獨秀僅僅提出了這種正確的願望，卻沒有提出具體實現這一願望的實施步驟和計劃方案。究其原因，在於他受到斯大林所斷言的國民黨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組成的聯盟”定性的錯誤判斷影響。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問題，在探討了政治領導權、政權問題以后，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是建立革命武裝，特別是創造自己獨立領導的軍隊問題。陳獨秀明確認識到：“無產階級還沒有用來奪取政權的武裝力量”，也“沒有群眾的武裝力量”。本來根據這個邏輯，應該順勢提出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的問題。但是他卻沒有能夠提出來，這是因為他所處的武漢有一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領導的所謂的革命軍隊。

　　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主要是按照羅易授意的大綱作的，這沒有錯，但也不完全如此，如報告中提出的“西北學說”，顯然是受到鮑羅庭的決定性影響，而在許多地方，陳獨秀又作了自主的發揮。對此，羅易很不滿，埋怨說，陳獨秀違背了事前的協議，在五大上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而沒有貫徹執行共產國際和羅易的指示精神。為此，羅易不得不在自己的報告中批判了中共以前所犯的錯誤，闡述了共產國際的決議，指明了所有問題上他所堅持的所謂正確方針。{27}

　　五大代表肯定了陳獨秀在報告中闡述的土地政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較為切實的一個土地政綱。但是，與會代表，對陳獨秀在“三二0事件”、北伐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一系列問題上的錯誤觀點，卻進行了嚴肅批評，這一批評雖然是指向陳獨秀的，歷史証明，更是批評聯共（布）、共產國際，特別是斯大林的。因為后者是錯誤政策的制定者，而前者僅僅是不情願、時有不同意見的被動執行者。

　　五大代表和羅易與鮑羅庭之間，爭議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當前的土地革命到底是東征討蔣還是北伐討奉、特別是先擴大革命還是先深入革命的問題。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宣揚了鮑羅庭的觀點。在陳獨秀發言以后，羅易即發表意見表示反對。他的主張是：如果擴大革命和深入革命兩者都需要，就兩者同時進行。為此，羅易為當前中國革命提出了“最根本的是進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保衛勝利果實、組織農村自治政府、建立國家民主專政和“不採取把軍閥軍隊變成革命軍隊的辦法，而是在鞏固的社會基礎上組成一支革命的軍隊”等五項任務。{28}繼羅易發言的是張太雷，他抱怨共產國際的路線太“左”，如果現在就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甚至收歸國有，是行不通的。於是羅易又起而答辯，以至羅易在五大上先后作了六次發言。雖然，許多代表也反對鮑羅庭的觀點，但在五大通過的決議案中對羅易的觀點則給以了重點闡述。

　　事實說明，羅易的觀點暫時壓倒了鮑羅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但他們二人的斗爭遠未結束。

　　到此為止，兩個重大的問題擺在大家的面前：一個是武漢土地會議的七個決議案，包括中國共產黨五大通過的土地政綱在內，等待國民黨中央的最后審核、批准﹔一個是羅易與鮑羅庭兩個指導中國革命的方針、政策等待著聯共（布）、共產國際，特別是斯大林的最后裁決。

　　1927年5月9日，中共五大閉幕的前一天，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政治委員會召開第十九次會議。該會由徐謙擔任輪值主席，審核、批准武漢土地會議通過的決議案。會議開始順利通過了《處分逆產條例》和《佃農保護法》兩個決議案。前案是處理反革命的逆產，政策界限明確，毫無爭議﹔后案將原來執行的二五減租，即應交地租等於收獲量的37.5%，提高到40%，增加了佃農的負擔，而擴大了地主的收入，自然也不會引起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國民黨領袖人物的反感，通過自在情理之中。正如當時人們說的，《佃農保護法》實際上等於是“地主保護法”。但在審核《解決土地問題決議》和《革命軍人土地保障法》時，卻遇到了極大的阻力，甚至是威脅。不得已與會者決定下次會議再議。然而，在12日再次審核這兩個決議案時，一開始就遭到陳友仁、孫科的堅決反對。在陳友仁、孫科看來，國民革命不僅不能侵犯小地主的利益，連大地主的利益也不要有絲毫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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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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