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國大革命全面失敗的三大錯誤 (2)

馬連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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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4月12日這一天，事前毫不知情的羅易卻給蔣介石發了一封電報。電報說明本來想拜訪蔣而未能實現的遺憾以后，譴責蔣不該單方面違反與汪精衛的約定，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指出蔣這種做法是分裂行為，強調目前應該團結一致，否則會讓帝國主義有隙可乘。電報企圖以警告或忠告的方式繼續進行毫無作用的勸戒，說明在他的心目中還存在讓蔣回心轉意的希望，甚至電報的最后還說到如果接受忠告，則願意親赴南京“討論一切重大問題”“建立一切革命力量的反帝統一戰線”③。此時的蔣介石已鐵心反共，怎麼會理睬這樣的電報呢。

　　羅易看到勸解蔣介石無效，立即轉變為堅決反蔣的立場。於是，羅易、鮑羅庭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中共中央為東征討蔣還是北伐討奉問題爭論不休，莫衷一是，白白地貽誤了出師東征討蔣的戰機。到了4月中旬，武漢國民政府雖然發表了開除蔣介石黨籍、撤銷其總司令職務並解拿他到武漢的決定，但其進軍的方案依舊是北伐。盡管也“明確強調了剿滅蔣介石的任務”，但“剿蔣任務的提出，更多是為了自我安慰”。

　　在東征還是北伐問題上，鮑羅庭與羅易之間的立場是對立的。但鮑羅庭卻操縱著武漢國民黨中央的一切，“中共中央沒有自己的主見”④。在他們兩者之間搖擺不定。4月16日，中共中央根據羅易的意見，通過了《關於繼續北伐的決議》，其中提出在給北方奉軍以決定性打擊的同時，“必須動員一切革命力量戰勝企圖分裂革命運動的蔣介石和資產階級”⑤。但過了兩天，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根據鮑羅庭的意見決定繼續北伐，而不進行擬議中的東征。為此，鮑羅庭還以辭去顧問相威脅。於是，中共中央不得不撤銷16日的決議，而屈從於后一個決議。剛到武漢的陳獨秀，在鮑羅庭的鼓動和影響下，十分無奈，說“革命不能在武漢等死”⑥，“面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我們應當設法採用某種退卻手段”⑦。為此，隻能貫徹執行斯大林的一系列“緩和妥協”政策，支持北伐而放棄東征。

　　陳獨秀立即將這一決定電告了已經到達上海的李立三等。李立三在上海召開的區委會上作了傳達以后，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周恩來激動地提出“抗議”說：政治上，在上海暴動后已經犯了右傾錯誤，如繼續，“非常危險”﹔軍事上，“武漢方面對於老蔣無積極對付的方案，而主張先北伐，並怕老蔣軍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於弱點，是很不好的。照我們的觀察，對於老蔣並不無法，且應先解決老蔣然后北伐。”他提議應打一電報給武漢：“要求趕快決定打東南的計劃，馬上派得力人員來東南准備軍事活動。”新任代理書記的陳延年也認為：“我們應乘資產階級未穩固前打他，才有勝利希望，如再延緩，資產階級的政權一經穩固，我們就無法可打。”⑧於是與會的6人簽字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並發出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意見書。意見書分析了當時的嚴重形勢，提出了正確的對策，預見了發展的前途。

　　在這裡，周恩來點出了解決當前危機的兩大要害問題：“怕老蔣軍事力量太大”和已鑄成大錯的“緩和妥協”政策。與會的李立三也指出：“最困難者為軍事問題”，“軍事上猶疑，已發生政治上猶疑”，“接到仲甫等來電表示反對打蔣，大家益發動搖”，究其原因就是“蔣尚不十分反動，還可姑於敷衍”⑨。

　　這也正是鮑羅庭乃至斯大林提出放棄東征而執意進行北伐避戰的關鍵所在，也是這場爭論的實質。羅易和蔡和森等把鮑羅庭的北伐避戰理論稱之為 “西北學說”。鮑羅庭堅決地主張：“我們應當去西北地區，國民革命的勢力范圍應當向西北擴展，否則我們將始終處於主要集中在東南地區的帝國主義勢力的打擊之下。革命勢力擴展到西北地區以后，我們應當沿津浦鐵路向南京挺進，以便佔領南京，最終消滅蔣介石的勢力。”⑩

　　蔡和森則對鮑羅庭的觀點作出詳盡的剖析，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種“逃跑主義”，“其中充滿了對於自己勢力的悲觀和對於敵人勢力的恐懼﹔歸根結底還是一種利用軍閥以制軍閥的老政策。”這種政策是有其歷史淵源的，“胚胎於越飛與馬林在中國之時”。

　　對此，蔡和森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不要再為他人作嫁衣裳，伐來伐去，依然兩袖清風，一無所得！這便是說現在我們必須堅決的自覺的來干我們自己的事，來找我們自己的地盤和武力。”{11}事實証明，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又一次錯失了組織獨立革命武裝，進行軍事斗爭並打出自己的地盤的可能性和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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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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