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國大革命全面失敗的三大錯誤 (3)

馬連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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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易作為爭論的對立面，他所提出的如下意見也很值得深思。他說：“立即北上作戰，‘充滿著危險’。”“北伐的計劃是建立在馮玉祥和閻錫山將會加入革命這樣一種設想的基礎上，但閻錫山這個家伙，共產黨人不久就會認出他是‘另一個唐生智’，甚至是另一個蔣介石。”羅易還預見說：“如果北伐繼續前進，‘我們經歷過的第一階段之后出現的’復雜情況，就會重演。‘我們必須依靠他們直取北京的’那些將軍，很可能變成新的蔣介石。每前進一步就會遇到更大的困難。”為此，他警告說：“我們好比跳出油鍋，又跌入火坑。當前我們隻須對付蔣介石，但我們離開他到陌生的地方去，我們很可能在那兒遇到更多的像他這樣的人。”羅易與蔡和森一樣，也把這種錯誤視作“逃避階級斗爭的實際”的“逃之夭夭”{12}。

　　事實表明，羅易對此中內情並不清楚。4月18日，他曾把與鮑羅庭的主要分歧報告過共產國際（抄送斯大林），而他的意見卻遭到了“拒絕”。拒絕他的意見的不是別人，正是斯大林。

　　斯大林1927年5月在《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其中就直截了當地說道：

　　“為什麼武漢政府不進攻蔣介石，而進攻張作霖呢？……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奉軍向武漢進發，要肅清武漢，所以進攻奉軍是刻不容緩的防御措施。第二、因為武漢派想和馮玉祥軍隊會師並向前進以擴大革命根據地，這在目前對於武漢來說又是極其重要的軍事政治事件。……當奉軍和吳佩孚系軍隊從北方向武漢推進的時候，進攻上海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便利奉軍南下，無限期地推遲和馮軍的回師，而在東部又一無所得。倒不如暫時讓蔣介石在上海地區掙扎，跟帝國主義者在那裡糾纏吧。

　　奪取上海還要經過戰斗，這場戰斗不會像現在奪取鄭州等地的戰斗一樣。不，在上海要進行激烈的戰斗。上海是世界各國帝國主義集團重要利益的交叉點，帝國主義是不會輕易讓出的。”{13}

　　從以上談話不難看出，鮑羅庭在中國把斯大林的戰略策略已經發揮到淋漓盡致、無以復加的地步。難怪無論誰在斯大林面前都不會輕易地對鮑羅庭在中國的權威性有所撼動呢，羅易隻能甘拜下風。

　　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中斷言，蔣介石的政變，“表示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中國革命開始“轉變為土地革命”，武漢的“革命的國民黨”“事實上”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較前一年的斯大林報告和共產國際中國問題決議更加形“左”實右。特別是企圖通過武漢國民政府自上而下地進行土地革命更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一廂情願。

　　聯共（布）、共產國際和斯大林關於中國必須進行土地革命的指示，最早是在1923年5月下達的，文件的名稱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簡稱“五月指示”。“五月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在進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戰線的同時，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強調“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認為“無論出於任何考慮而回避這一基本點，都意味著不理解這個社會經濟基礎的重大意義”﹔土地革命的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等七項內容，而實現的方法是“不斷地推動國民黨支持土地革命”{14}。在這裡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把農民的土地革命視為“全部政策的中心”，“無論出於任何考慮”都不能“回避”﹔二是土地政策主要是“沒收地主土地”，而沒有規定任何限制﹔三是“推動國民黨支持土地革命”，也就是說土地革命要是在國民黨的支持下進行，這種支持即成為國共合作進行土地革命不可或缺的條件。

　　與“五月指示”相比較，1926年底斯大林報告和共產國際中國問題決議在前述的三個問題上又有了新的發展：認定土地問題不僅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其“尖銳”表現更是“目前形勢的中心問題”﹔在土地政策上，斯大林規定必須“沒收地主的土地，並使土地國有”，決議則要求“廣州革命政府”及其各新解放的省份所建立的廣州革命政府類型的政治機構，必須把“民族解放事業和土地革命同樣看待”，“在國民黨國民政府轄區內”，“把屬於反動軍閥、屬於同國民黨國民政府進行內戰的買辦、地主和土豪的寺廟與教堂的土地收歸國有”﹔決議要求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革命政府及其各新解放的省份所建立的廣州革命政府類型的政治機構，“實行民族革命的土地綱領”，“利用政權機關沒收土地，減少捐稅並給農民以實權，以便根據革命綱領逐步實行改革”。強調共產黨人在國民政府中隻能“組織左派並與之合作，不要企圖以共產黨員代替他們做領導工作”{15}。也就是說土地革命必須在國民政府的自上而下的領導下逐步實行。

　　而到了斯大林1927年4月21日《中國革命問題》的報告中，對於前述三個問題闡述的就更明確和清晰：蔣介石的政變，“表示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中國革命開始“從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轉變為千百萬工農群眾的革命，轉變為土地革命”，即土地革命是壓倒一切的頭等任務﹔“國家的全部政權集中於革命的國民黨”，這個國民黨是“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聯盟”，其政權“事實上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土地革命自然應該由“革命的國民黨”及其“革命民主專政機關”{16}——武漢國民政府來領導下逐步實行﹔在土地政策上仍然是“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並使土地國有”，並更加激進。這些判斷、評價和期望是主觀的、不符合實際的和超越現實的“左”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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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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