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國大革命全面失敗的三大錯誤 (7)

馬連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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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的不同意見如此尖銳，於是此案是否通過和公布就成了大問題。在會議是通過而不公布或暫時保留的付舉手表決中，隻有林祖涵（伯渠）、鄧演達和吳玉章三人同意贊成通過而不公布，其他與會的八人（包括汪精衛、譚延闿、徐謙、陳友仁、孫科、陳公博等）未予支持，結果3票對8票決議《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暫時保留。《革命軍人土地保障法》也遭到同樣的處置。總之，經過近一個月認真研究討論的武漢土地會議中最為重要的兩個決議案，就這樣被國民黨的最高當局所否決、所擱置。這就是聯共（布）、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全力依附國民黨、一心寵信汪精衛進行土地革命的必然結果﹔國民黨的最高當局也徹底打碎了中共五大剛剛通過而尚未實行的土地政綱並在“國民政府治下的農民革命”的迷夢。

　　更為嚴重的是，鮑羅庭還公然站出來為國民黨最高當局拒絕土地革命的做法進行美化和開脫。他說：“國民政府反對在土地問題上立即採取激進措施，並不是從實質上反對，而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需要保持指揮人員和國民革命軍的戰斗力。應當在實施這些措施不觸及國民革命軍指揮人員的利益。”因為他們中間的多數人是土地所有者。{29}

　　對於為什麼要提出“西北學說”而逃避東南討蔣，鮑羅庭也直言不諱地說：“共產國際代表、軍事部門（俄軍事顧問）和許多國民黨左派人事認為，目前同蔣介石決裂還不是時候，為了革命還可以保留他。”對於自己，他則聲稱：“我是堅決主張同蔣介石作堅決徹底斗爭的。”{30}鮑羅庭在這裡大有推脫、美化自己之嫌，但也道出一個許多人不敢道的最大苦衷——他們身后站立著的是最大的政治權威者斯大林，就是他有自己的觀點卻也不能按自己的主觀行事。鮑羅庭寧願堅決執行，也不願意犯違抗最高上司的政治組織錯誤。如果那樣，嚴重的懲罰在等待著他。

　　從中共五大閉幕的前一天5月9日到6月5日，羅易就迫不及待地給斯大林發出了七封電報和一份綜合報告，詳細闡述他對中國革命的形勢發展及其由此引出的不同處置意見與鮑羅庭分歧。羅易明知斯大林是鮑羅庭的總后台，但他並不示弱，依然從各個角度表達自己的觀點，擊中問題的要害。斯大林雖最終不曾改變自己的錯誤立場，但也採納了羅易的不少意見。鮑羅庭后來在反思這段歷史時承認犯了“最致命的錯誤”﹔羅易也以事實証明了自己的正確﹔而斯大林卻沒有進行任何自我批評。中國大革命的歷史為他們作出了最公正的裁決。

　　從4月初羅易到武漢以來，他與鮑羅庭的矛盾和分歧有愈演愈烈之勢，因此，羅易在五大閉幕前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打電報給斯大林。電文劈頭寫道：“局勢是危險的。沒有發出真實消息的渠道。在革命的根本問題（即土地問題、工人運動問題、軍事行動方向問題、西北方針問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共產國際代表機構問題）上同鮑羅庭有分歧。”{31}

　　此后直到6月5日前為止，他共給斯大林等發出了七封電報和一份綜合報告，詳細闡述中國革命形勢發展及其由此引出的不同處置意見與鮑羅庭重大分歧。這些分歧表現在他們二人之間，實質上是羅易與聯共（布）、共產國際、特別是斯大林的分歧。但他並不甘示弱，從各個角度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擊中了問題的要害。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仍然是在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軍事行動的方向上的嚴重分歧。斯大林和鮑羅庭主張先北伐討奉，打到北京以后再深入土地革命。羅易則繼續堅持武漢的主要力量應集中在奪回東南省份和鞏固那裡的政權﹔在湘鄂兩省深入開展農民運動，大力進行土地革命。他認為，武漢沒有足夠的力量去佔領北京，已出師北伐的軍隊在河南遇到很大的阻力。不僅造成了武漢的危機，也使蔣介石在東南逐漸站穩了腳跟，而兩湖則成了唐生智主宰的天下，廣東也被輕易地喪失了。在這種失敗主義情緒的嚴重影響下，“預料會歸附於我們的部隊卻轉而反對我們。逃往西北、放棄華南和華中的傾向在加強”{32}。事實証明，他的觀察是正確的。

　　其次是在武漢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政治性質和政治態度的判定上的原則分歧。斯大林認為：蔣介石的政變，“表示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中國革命開始轉變為土地革命﹔“武漢的革命的國民黨”“事實上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土地革命自然應該由“革命的國民黨”及其“革命民主專政機關”——武漢國民政府來領導下逐步實行。{33}羅易完全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武漢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完全處於反動軍閥的控制之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是右傾的，代表著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的利益”。他預言：“事態的發展會導致同蔣介石的和解，並把領導權讓給封建資產階級分子”{34}。他直接質疑斯大林：“說蔣介石的脫離改變了國民黨的性質，但事情並非如此。”因為“他的代理人還留在武漢中央委員會和國民政府中。這些資產階級代理人同封建軍閥分子一起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產生決定性影響。”{35}武漢的所謂國民革命軍“大部分是反動的”，就其本質而言與蔣介石的軍隊“沒有任何差別”。當國民政府符合他們的利益時，它們就支持它，“但它們隨時都會不知羞恥地起來造國民政府的反。”{36}羅易的揭露可以說是一針見血。

　　第三是以什麼態度對待和處理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中出現的問題的尖銳分歧。羅易在電報和報告中，用大量篇幅揭露了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軍隊反對進行土地改革，攻擊工農運動，甚至取締群眾運動和共產黨等反動行徑。羅易在25日的電報中指明，是鮑羅庭指使譚平山帶隊到湖南鎮壓農民運動，支持國民政府頒布法令宣布反對地主階級為“非法”，命令解散農會、逮捕其行動負責人，胡說工農運動損害了民族統一戰線，把分裂革命統一戰線的罪名強加於工農革命運動。羅易舉例說，是鮑羅庭提出用“宣傳和武力”辦法糾正農民運動的各種“過火行為”，甚至聲言要逮捕湖南共產黨領導人、解散該省的工農武裝糾察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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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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