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加速中國大革命全面失敗的三大錯誤 (5)

馬連儒

2009年07月13日10: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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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哈諾夫根據中國革命和土地情況的實際，修正了斯大林的馬上實行土地國有化的觀點，提出沒收和分配土地從理論上要經歷一個“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土地國有”的長期發展過程，目前隻能實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把“土地國有化”規劃為革命發展的方向，維持了斯大林提出的主張。達哈諾夫說：“現在有許多小地主存在，如立即宣布土地國有辦法，恐怕他們都離去革命的戰線，故最好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不宜動搖小地主及自耕農的土地。理論上可以宣布土地國有的，但事實上尚未到這個地步，隻到‘耕者有其田’的地步。”{20}應該大力肯定這位蘇聯顧問敢於突破斯大林的錯誤主張，提出合乎中國革命實際的正確見解。因此這種意見得到鄧演達的贊揚。

　　至於貫徹執行“原則”的方法，陳獨秀不贊成由這種會議作出“武斷”的各種規定，而是要求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命令農政部執行國民黨二屆三次會議通過的農民運動決議案，尤其是督促盡快實現農村自治、制定土地改良法案等，並會同各省黨部、省農協，按照各省不同情形制定各省的解決土地問題的具體實施條例，在呈請國民黨中央批准后交政府土地主管機關執行。應該說，陳獨秀提出的這些意見，沒有超出斯大林提出的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實施土地沒收和分配的規定，但卻把這個規定具體化了。毫無疑問，這是陳獨秀不能不貫徹執行斯大林有關指示的必然結果。

　　鮑羅庭自然是支持陳獨秀提出的在國民政府統轄下解決土地問題的意見的，更顯示出他們是汪精衛意見的后台老板和政治靠山，目的就是一個：堅決地捍衛斯大林的原則指示。鮑羅庭把解決土地問題嚴格地劃分了“國民政府（統轄）內”與“非國民政府（統轄）內”兩部分，主張實行兩種不同的方法。在“國民政府（統轄）內”，強調隻有實現了農村自治，才能執行解決土地的辦法﹔其程序應該是各省用黨部名義，提到省民會議，議決后形成法令頒布，由各省政府執行。而“非國民政府（統轄）內”的各省，則可以從下層做起組織群眾，由政府協同農民討論具體解決辦法。{21}然而，鮑羅庭卻沒有對陳獨秀在政策上保護小地主和優待革命軍人的土地政策表示態度，也許是不加反對給予了默認，因為這一點是不太符合斯大林的原則指示的，滑頭的鮑羅庭不能不表現出回避的態度。

　　鮑羅庭、陳獨秀等的權威意見會得到國民黨各方人士的完全首肯嗎？這可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關鍵所在。對於不沒收小地主土地和保障革命軍人的土地政策，汪精衛抱怨說：“在目前農民運動發展中，第一個受苦的就是小地主，因為他們比大地主薄弱些，而不能從事反抗。他們現在已經知道黨正在准備解決他們的問題。”{22}在最后一次會議上，在宣布《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等文件后，汪精衛宣讀了一份來自河南的電報，電報建議國民黨不要提出在河南奪取地主土地的口號。

　　種種跡象表明，土地政策能得到國民黨的高層人士及頑固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軍方人士的完全首肯，是有很大疑問的、非常困難的，其前途無疑是凶多吉少。

　　在武漢土地會議舉行同時，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大會中心議題是確定土地革命的方針、任務和政策、策略。陳獨秀由羅易等授意所作的政治報告，維護斯大林指導中國革命的錯誤路線。五大雖然提出了較以往更加切實的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政綱，但卻沒有改變由國民黨領導的政治立場﹔雖然總結了四大以來爭取革命領導權的經驗教訓，開始認識到革命武裝的重要性，但卻沒有把建立無產階級獨立領導的革命軍隊的問題提到日程，而是在所犯的三大錯誤的泥潭裡越陷越深。

　　據黨的五大政治局委員蔡和森回憶，陳獨秀的政治報告“大綱是羅易規定的”{23}﹔羅易也說，政治報告的內容“在共產國際詳細討論過”{24}，即貫徹執行的是聯共（布）、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路線、主張。因此，陳獨秀在總結黨的四大以來有重大爭議的問題的經驗教訓時，維護了聯共（布）、共產國際，特別是斯大林的錯誤路線和觀點。認真通讀這篇政治報告，從字裡行間不難感覺到陳獨秀的尷尬和無奈。因為隻有如此，才能把1925年以來所執行的路線、方針與當前所提出的土地革命的任務、方針和政策、策略的觀點和立場相連接、相協調起來，構成為一條斯大林提出的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正確的政治路線。

　　在政治報告中論述土地革命的任務時，陳獨秀著重闡述了鮑羅庭的“西北學說”，從此，就把貫徹執行斯大林所決定的通過北伐向西北地區發展變成了指導全黨工作最重要的方針和首要任務。

　　對於土地革命發展的前景，陳獨秀認為：“農村的階級斗爭正在發展，但這個斗爭還沒有達到極端的程度，對小地主還不能進行剝奪。”{25}對於土地斗爭由誰來領導的問題在政治報告中則沒有涉及，因為在陳獨秀看來，這項斗爭當然由像共產國際所指示的那樣，由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領導。這在五大的決議案文件中得以充分的體現，諸如“國民政府統治下的農民革命”、“在國民政府的革命政權之下”、“由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決定”、“經過土地委員會”等權威提法則比比皆是、不厭其多。特別是為了照顧和維護斯大林的權威觀點，甚至把“共產黨將領導農民從事平均地權的斗爭，向著土地國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前進。土地國有確系共產黨對於農民問題的黨綱上的基本原則”等都寫入了五大《土地問題議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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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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