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百年目標”：民生如何更進一步

凝聚全社會力量

如今，中國的改革已經步入深水區，階段性改革完成后遺留下的每一個難點，都需要拿出摧城拔寨的魄力、刮骨療毒的勇氣、愚公移山的毅力和大禹治水的智慧。對照“兩個百年”的目標，目前政府服務能力與公眾訴求還難以匹配，社會結構復雜加大矛盾化解難度，制度分割造成新的社會不公，這些都是民生建設無可回避的重大難題。

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社會公眾民生訴求的內容和標准也不同。隨著基本生存問題的日益解決，尤其是人均GDP達到5400美元左右、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老百姓對於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和細致。

“訴求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政府公共服務提供能力的增長速度，這就產生了矛盾”，汪玉凱說，這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上，中國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大。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連續二十多年下降，目前僅佔四成，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數據在60％以上。

二是與國際水平橫向比較，民生支出雖然大幅增長但仍存較大差距。目前，我國用於教育、醫療、社保和就業等方面的民生支出佔全國財政支出的三成多，而發達國家一般在50％---70％之間。“在財政能力尚不雄厚的情況下，至少可以先把歷史欠賬補上，同時逐步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動態把握‘能力’與‘訴求’之間的平衡。”汪玉凱認為。

在城鄉二元結構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背景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成為統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必然選擇。汪玉凱認為，目前央地的財權事權劃分不盡合理，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用四成的財力承擔著六成的事務，加之不少地方土地財政依賴嚴重，無力向民生領域傾斜。“增加常規性轉移支付，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可以有效遏制‘跑部錢進’等畸形現象，緩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困難。”汪玉凱說，令人欣慰的是，這些問題已在中央高層的視野之內，正在有對策、有步驟地解決之中。

社會的快速分化在過去十年間展現的特點，也在加劇民生領域的矛盾。“富二代”、“窮二代”的說法，側面印証了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開始出現代際固化的跡象。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煒說，這對於社會的開放性、公正度帶來了負面影響。投射於民生領域，則表現為中等收入群體擴充速度偏慢，內需難以有效啟動，部分群體生活壓力大、缺乏生存安全感，容易引發和激化社會矛盾。

制度的分割，被李爽認為是“目前民生領域最大的瓶頸”。“比如社會保障、公共教育等領域的制度性分割嚴重，既有塊塊分割，也有條條分割，公共服務標准各異，致使公共服務效率偏低、公平性不足、供給不充分等”。李爽認為，今后一個時期，需要下大決心，花大力氣，突破現有行政管理制度的分割及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的約束，充分調動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等社會力量的參與積極性，給以足夠的扶持和激勵措施，在政府的引導下搭建起全新的民生服務供給體系，使民生建設邁上新台階。

如同制度的整合、融合、重新構架，以及政府、社會之間力量的整合一樣，在不少專家看來，社會各階層之間力量的整合與團結，更是奔向兩個“百年目標”過程中，最可依靠的建設性力量。

“我們講‘調結構’並不單指經濟結構，也包括社會結構的調整。如果對后者不夠重視，就會出現經濟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情況”，青連斌說，加速城鎮化進程，探索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區域平衡發展戰略等手段，都有助於社會結構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調整，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

“隻有凝聚社會各階層的力量，才能令所有人和諧共處、共同度過社會風險高發期和矛盾凸顯期”。李煒認為，為此，全體社會成員和各級政府都要正視利益主體多元化訴求的正當性和常態性，著重疏通利益的表達渠道，通過完善信訪制度、加強輿論監督、更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等手段，將社會群體間利益協調的方式正規化、法制化。 凝聚全社會力量

如今，中國的改革已經步入深水區，階段性改革完成后遺留下的每一個難點，都需要拿出摧城拔寨的魄力、刮骨療毒的勇氣、愚公移山的毅力和大禹治水的智慧。對照“兩個百年”的目標，目前政府服務能力與公眾訴求還難以匹配，社會結構復雜加大矛盾化解難度，制度分割造成新的社會不公，這些都是民生建設無可回避的重大難題。

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社會公眾民生訴求的內容和標准也不同。隨著基本生存問題的日益解決，尤其是人均GDP達到5400美元左右、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老百姓對於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和細致。

“訴求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政府公共服務提供能力的增長速度，這就產生了矛盾”，汪玉凱說，這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上，中國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大。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連續二十多年下降，目前僅佔四成，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數據在60％以上。

二是與國際水平橫向比較，民生支出雖然大幅增長但仍存較大差距。目前，我國用於教育、醫療、社保和就業等方面的民生支出佔全國財政支出的三成多，而發達國家一般在50％---70％之間。“在財政能力尚不雄厚的情況下，至少可以先把歷史欠賬補上，同時逐步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動態把握‘能力’與‘訴求’之間的平衡。”汪玉凱認為。

在城鄉二元結構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背景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成為統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必然選擇。汪玉凱認為，目前央地的財權事權劃分不盡合理，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用四成的財力承擔著六成的事務，加之不少地方土地財政依賴嚴重，無力向民生領域傾斜。“增加常規性轉移支付，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可以有效遏制‘跑部錢進’等畸形現象，緩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困難。”汪玉凱說，令人欣慰的是，這些問題已在中央高層的視野之內，正在有對策、有步驟地解決之中。

社會的快速分化在過去十年間展現的特點，也在加劇民生領域的矛盾。“富二代”、“窮二代”的說法，側面印証了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開始出現代際固化的跡象。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煒說，這對於社會的開放性、公正度帶來了負面影響。投射於民生領域，則表現為中等收入群體擴充速度偏慢，內需難以有效啟動，部分群體生活壓力大、缺乏生存安全感，容易引發和激化社會矛盾。

制度的分割，被李爽認為是“目前民生領域最大的瓶頸”。“比如社會保障、公共教育等領域的制度性分割嚴重，既有塊塊分割，也有條條分割，公共服務標准各異，致使公共服務效率偏低、公平性不足、供給不充分等”。李爽認為，今后一個時期，需要下大決心，花大力氣，突破現有行政管理制度的分割及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的約束，充分調動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等社會力量的參與積極性，給以足夠的扶持和激勵措施，在政府的引導下搭建起全新的民生服務供給體系，使民生建設邁上新台階。

如同制度的整合、融合、重新構架，以及政府、社會之間力量的整合一樣，在不少專家看來，社會各階層之間力量的整合與團結，更是奔向兩個“百年目標”過程中，最可依靠的建設性力量。

“我們講‘調結構’並不單指經濟結構，也包括社會結構的調整。如果對后者不夠重視，就會出現經濟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情況”，青連斌說，加速城鎮化進程，探索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區域平衡發展戰略等手段，都有助於社會結構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調整，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

“隻有凝聚社會各階層的力量，才能令所有人和諧共處、共同度過社會風險高發期和矛盾凸顯期”。李煒認為，為此，全體社會成員和各級政府都要正視利益主體多元化訴求的正當性和常態性，著重疏通利益的表達渠道，通過完善信訪制度、加強輿論監督、更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等手段，將社會群體間利益協調的方式正規化、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