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玉
2007到2011年，陕西省渭南市华县移民局局长薛英勋可谓是当地最繁忙的官员。在担任移民局局长的同时，他还兼任着西安一家私营企业的副总，而且开着单位的公车。四年兼职，薛局长获得超过100万收入。每次县领导打电话找他，他都称自己不是在下乡，就是在下乡的路上。因为此事，薛英勋被检察机关指控贪污公款，但截至目前只受到被停职的处理。（9月23日《华商报》）
身为移民局局长，却长期在私企兼职捞金。且任谁也想不到，此等荒诞故事，居然持续四年之久方才东窗事发！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惊诧不已。此类事件的发生，不仅表明某些基层部门纲纪松弛，也暴露出公职系统固有的管理漏洞。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薛英勋仅周一在单位办公，其余时间均电话遥控指挥，居然也可长久安然无事。这一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也很可以理解。一方面，县一级的移民局多属于边缘部门，本身就业务简单，并不需要太费心力；另一方面，此类机构的办事流程早已程式化，一般职员便足以应付常规事项，领导到岗与否影响甚小……之于此，薛英勋也曾一再表示“单位很清闲”。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在不少公共职能部门内部，许多领导都存在着“去实务化”的倾向，也即脱离于常规业务、不参与日常决策。典型如薛英勋，其长期脱岗，全由副职或科室负责人维持工作，竟也能瞒天过海。审视这一极端案例，我们不得不去思考，针对领导官员的在岗情况，到底该怎样强化监督与约束？有观点认为，此类高级职务存在着特殊性，并不适用于签到考勤的那一套。那么，又该怎样确保他们到岗履职呢？
显而易见的对策，自然是加强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权责纽带。薛案中，“上级领导”只是偶尔打电话找人，且每每都被薛英勋三言两语搪塞过去。这一现象，无疑是极不合理的——上下级职能部门之间的业务联系与辖属关系，必须被重新梳理并重申。只有这样，才能将“上级监督太远”，变为“上级监督在场”。而除此以外，同样需要去做的，就是改变职能部门内部的分工格局。“班子成员”抽象化、笼统化职责分摊，亟待进一步分解细化。
只有让官员回归“实务”，才能让他们回归“岗位”。通过精细化的内部分工，通过常态化的体制监督，诸如薛英勋一类的官员，方才不至于感到“太清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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