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11日下午，習近平來到革命聖地西柏坡，在同縣鄉村干部和群眾座談時鄭重作出這個表示。（據7月14日《人民日報》）
“趕考”，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產物。自從毛澤東同志把中國共產黨執政說成“進京趕考”后，“趕考”一詞，就與“歷史周期律”這個古老而全新的課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彰顯了共產黨人強烈的憂患情懷。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古往今來，憂患與人類生存和發展並存，它伴隨著人類成長，激勵著人類奮進。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就是在憂患中誕生、憂患中奮斗、憂患中發展壯大的黨。我國國歌定為《義勇軍進行曲》，所取的正是始終不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警訓，體現了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遠見卓識。進入新的發展時期，黨的三任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不約而同地選擇到革命聖地西柏坡參觀學習，先后就強化憂患意識作過一系列精辟論述。十八大報告在直陳黨面臨“四大考驗”、“四大危險”的同時，強調“面對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對新的歷史條件和考驗，全黨必須增強憂患意識，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所有這些，都在警醒廣大黨員干部要未雨綢繆，時刻懷揣一份憂患。
於亂世憂患不難，於盛世憂患則不易。必須肯定，新中國經過60多年的建設和發展，綜合國力日益增強，政通人和，百業俱興，說“盛世”並不為過。但是，“成績不說跑不掉，問題不說不得了。”越是發展，越是興盛，越是需要對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潛伏的矛盾、未來的趨勢，保持客觀、冷靜和清醒。有沒有憂患意識，是衡量領導干部政治素質和思想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既直接關系到黨的事業發展，也直接影響到干部的成長進步。
范仲淹有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憂患不是空洞的，更不是那種“為賦新詞強說愁”的自尋煩惱，而應該落實到領導干部“為政”、“為民”和“為人”的各個方面。
“為政”要有危機心。危機意識的強弱，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國家成熟與否的重要尺度。我們黨將長期執政，各級領導干部是黨的執政骨干，應該有時不我待、無功即過的“誠惶誠恐”心態。當年，在抗戰勝利前夕黨的七大上，面對大好形勢，毛澤東同志卻不厭其煩地列舉了17條困難和風險，告誡全黨要“准備吃虧”，表現了強烈的憂患感。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任務的艱巨性、復雜性、繁重性世所罕見。面對復雜的局面、未知的世界，寧可把風險、困難估計得更多一點，也不要因為估計不足而在突如其來的危機中手足無措、陷於被動。
“為民”要有責任心。領導就是服務，必須恪守為民之責。執政黨的一切作為和成就，都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誰選擇、代表了人民，人民就選擇、擁戴誰，否則就會被人民所拋棄。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就因為被人民疏遠和忘卻，而在一夜間“灰飛煙滅”。“富政府，窮百姓，如沙上建塔﹔富百姓，廉政府，似泰山穩固。”黨員干部要正視肩上的責任，堅持群眾路線，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實實在在為群眾服務、幫百姓解難，不惜犧牲小我、成就大我。
“為人”要有謹慎心。泰山上有一個黑龍潭，登頂望潭，無限風光，但每年都有人不慎落潭身亡。當年的馮玉祥在這裡裝了一條鐵鏈，名曰“生死界”，以防意外。作為官職加身、有權有位的領導干部，不能忘了“風光”雖好，“風險”亦大，為人處事要時刻保持有一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慎。美國一位總統有句名言：“我向總統座椅走近時，正像一個罪犯走向刑場的心情一樣。”在名、權、利等問題上，黨員干部一定要清醒、一定要自重，千萬不能飄飄然，不可掉以輕心。
事業不會停息，“趕考”沒有窮期。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隻有烙在我們的綱領和宗旨上，融入我們的靈魂和血液中，無論世情、國情、黨情如何變化，黨員干部都始終居安思危、勵精圖治，才能確保我們黨更好地肩負起執政重任，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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