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7年第三次复出之后，邓小平认真分析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态势的变化，科学评估中国在“大三角”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抓住美苏矛盾这个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依据两国攻守形势及其各自对华政策的演变，适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对苏政策，实现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正常化，进而对有关时代主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关键词]十二大；邓小平；中美苏“大三角”；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止于1991年苏联解体。此间近20年中，虽然强弱不同、实力不等，但中美苏三国却因其对全球政治特别是对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重大影响，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战略三角”。（1969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就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进行研究。经过十几次讨论，他们先后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树》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并较早地形成了“大三角”这一认识。报告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此后，国内外理论界、学术界在阐述 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时，较多地使用中美苏“大三角”的提法。）由于美苏矛盾是整个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在“战略三角”中，美苏矛盾依然居于主导地位，美苏矛盾制约中美、中苏矛盾，中美、中苏矛盾则受制于美苏矛盾。
1977年第三次复出之后，邓小平立足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立足于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牢牢抓住美苏矛盾这个当时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依据两国攻守形势及其各自对华政策的演变，不仅适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对苏政策，还对“战争”、“和平”及“发展”等有关时代主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作出了卓越历史贡献。
一、历史转折前后的“战略三角”
自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虽然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展开了合作，但双方合作的基础很不牢固，到 1975年，中美关系陷入踟蹰不前的境地。但是，随着美国和苏联国力的消长，世界格局及美苏关系均发生重大变化，愈来愈呈现出一种“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这使美苏各自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分野：处“守”势的美国认为，为了扭转在与苏联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局面，美国需要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处“攻”势的苏联则继续其以往 的对华政策：一面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压力，一面竭力防止中美结成反苏的战略联盟。
在此背景下，“战略三角”的基本态势是：美苏争夺加剧，中苏继续对立，中美则出现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机遇。
（一）历史转折的实现与邓小平对 “战略三角”的基本评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此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成为邓小平最为重视的一个中心问题。为此，他明确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08—209页。）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确保这一“千秋大业”，却有两个不得不通盘考虑的重要因素：一是安全因素。难以设想，在其时中苏对立、苏军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能够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因此，这一因素主要涉及对苏外交。二是经济因素。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资金、技术和市场等便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又被认为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潜在重要市场和所需资金、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因此，这一因素主要涉及对美外交。
在历史转折前后，基于对上述两个因素的评估，党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一致的认识：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就必须坚定地构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一条线”；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改善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对此，邓小平这样总结：“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41页。）“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87页。）
（二）对美外交：“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
整个 20世纪 70年代，美苏关系并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那种“缓和”局面。到 20世纪 70年代末，随着苏联把战略触角逐步伸向中东、南亚等地，美国国内舆论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苏联因美国的“缓和”政策得了利，美国则吃了亏。在此背景下，为稳定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并扩展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美国感到有必要尽快改善对华关系。为此，卡特总统甚至公开宣布：“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冷战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9页。）
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新动向。在他看来，随着美苏争夺加剧，美国为平衡其全球利益，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而这种调整，是美国现实的战略需要，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存在着向前继续发展以至最终建交的历史机遇。对正承受着苏联巨大压力、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在对美外交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41页。）的指导思想，并为此进行了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抓住美国奉行对苏“缓和”却出现不利的被动局面，向美方反复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战略利益上是有共同点的。为此，他在高调批评苏联“更具冒险性”的同时，又直言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205页。)。他告诫美方：中美关系要从“战略上考虑”，不能从“策略上考虑”，“不要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使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618页。)
另一方面，在对美外交中，在强调“不要错过机会”的同时，邓小平牢牢抓住“斗争”的一手，以斗争促合作。利用美国国内不断出现的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有利舆论，他紧紧围绕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台湾问题，在坚定表达中方原则立场的同时，反复做美国方面的工作，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他说：“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328页。)他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主权问题，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因此不要搞外交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断交、撤军、废约”三条。同时，邓小平还针对美国舆论中那些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无足轻重”、“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376、377页。)
经过努力，1978年 7月中美建交谈判启动。六个月后，中美正式建交。这意味着，虽然在台湾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中美两国在反对苏联扩张这一共同战略利益上取得共识，并寻求合作。
（三）对苏外交：“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
中美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即访问美国。访美期间，围绕反对霸权主义等问题，中美双方进行了初步的外交协调。邓小平回国后不久，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中美苏三国随之展开了一轮激烈较量。但当苏联责问美国，为什么“邓小平访美两星期之后，中国就向苏联的一个盟国发起了军事进攻”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 85页。) ，美国则表示，超级大国要保持克制。显然，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在此轮“战略三角”的博弈中得了分。邓小平对此评论说：“我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斗争中的威望。”(《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160页。)
然而，“战略三角”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美即便能够“联手抗苏”，双方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消除。建交后不久，围绕着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中美之间便爆发了严重的外交争端。
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基于对“战略三角”的历史认知，早在访美之后他就明确提出：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参见李凤林：《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 4期。)
1979年 4月，中方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一事照会苏方，同时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这一建议得到苏方积极回应。经过磋商，双方决定开展谈判。邓小平对此高度重视。谈判前夕，他详细指出了中方在谈判中应采取的基本精神和具体策略，表示“中国不能同意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是一条必须坚持的原则，并强调：“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 2期。) 看得出来，邓小平决心通过中苏谈判这种形式，一方面尽可能“稳住苏联”，从而尽可能地解除中国周边的实际威胁，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环境；另一方面，此举又在客观上起到了向美国传递中国所具备的战略能力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强决心。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苏谈判于 1979年10月正式开始。然而，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六次正式会谈均未能取得共识。不久，随着苏联出兵阿富汗，中国随即宣布中断谈判。可见，通过对 20世纪 70年代末期“战略三角”的力量评估，邓小平认为，在中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中美矛盾虽然有所升级，但仍然小于中苏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美苏矛盾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对苏外交要短暂地服从于对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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