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苏攻守形势逆转中的“危”与“机”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美苏争夺加剧，而且美苏争霸的态势也于同期经历着逆转。在此背景下，在“战略三角”中力量较弱的中国一方，“危”与“机”并存。
（一）美苏攻守形势的逆转及邓小平的利弊权衡
以 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为转折，美国对苏政策日趋强硬。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重新夺回其优势地位和战略主动。面对美国的强硬政策，苏联一开始毫不示弱，以硬对硬。但是，由于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领导人的频繁变更等原因，苏联虽然仍倾其全力同美国争夺霸权，但其扩张势头已渐成强弩之末。在这种背景下，为挽回战略颓势，苏联开始不断调适它在“战略三角”中的地位，并为此不断释放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
就在中苏关系改善出现重大历史机遇的同时，中美关系却迭起波澜。随着对苏优势的重新确立，一些美国人开始冀图挟持中国的对苏立场，且幻想能“逼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让步。
对“战略三角”出现的这些新动态，特别是对美苏攻守形势逆转中所蕴含的“危”与“机”，邓小平看得十分深刻。他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708页。)他强调，中国不会高估自己的价值，也不会低估自己的价值，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
围绕上述问题，特别是围绕对美、对苏外交，在十二大前后的几年间，邓小平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观察、思考和利弊权衡。
（二）对美外交：“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里根上台之后，在对华问题上奉行所谓的“双轨”政策，即：一面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另一面却又声称中国不应该干涉美国的对台政策，并表示要“充分执行”《与台湾关系法》。
事关国家主权，邓小平寸步不让。
一方面，他对美国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做法给予严厉抨击，并公开表示，“中国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说：“中美关系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考验时期，考验的题目是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个论点，就是只要美国对苏联强硬，美国不论怎么做，中国人都会吞下去。这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739页。)他强调：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存在着使中美关系停滞和倒退的危险。
另一方面，针对中美关系的胶着状态，他又明确作出了对美关系“我们还要继续观察”的重要指示。他指出，“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748页。)。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第 125页。)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围绕美国对台军售，经过艰难博弈，中美双方最终于 1982年 8月签订了《八一七公报》。《八一七公报》的签订，使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对苏外交：“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渐趋白热化，特别是随着美苏攻守形势的渐次逆转，为防止“战略三角”出现失衡，邓小平开始更多地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国家根本利益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渊源去重新估量中苏关系。当然，表现在行动上，这种“估量”在起初仍旧显得比较谨慎。就此，他曾一再表示：“现在不存在中国和苏联合作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个格局不要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6、711页。)
但是，进入 1982年以后，这种情况为之一变。1982年 3月 24日，正当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矛盾急剧升级之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却在中亚传递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明确信号。对苏联这一举动，中方迅即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在美苏争夺中，苏联已经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一个重大步骤；这一步骤，在客观上为中国调整对苏关系提供了机会。(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 4页。)
基于这一分析，邓小平果断加快了调整对苏关系的步伐。3月 25日，他即指示外交部要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立即做出反应，谈话要言简意赅，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 (参见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58页。) 4月 16日，他又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并提出要苏方“先从一两件事做起”(《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815页。)。4月 27日，在同金日成会谈时，他又明确表示，中苏关系“总有一天要有所改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818页。) 。七八月间，他进一步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6—10页。)。
在上述举措的有力推动下，8月 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签订前一周，外交部派员去莫斯科向苏方口头转达了中国将认真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和条件。10天之后，苏方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71—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 484页。)。至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得以开启。此时，距党的十二大召开还有 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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