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几点思考
通过勾勒十二大前后“战略三角”之间的复杂博弈，梳理和分析此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邓小平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笔者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党的十二大在新中国外交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各领域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作出新的调整。然而，由于“战略三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对外政策相比于国内政策的滞后性，特别是由于国内政治中各项重大议题的优先次序和紧迫程度，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前后才在对外政策上取得了适应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的标志，就是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创造性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参见《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4—65页。）以此为标志，中国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果断放弃了以往“以苏划线”、“以美划线”的倾向，果断调整了以往“一条线”、“一大片”等对外战略，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而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大在新中国外交思想史上有着分水岭的重要意义。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进入新时期以后，依据对“战略三角”的历史认知和其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邓小平大胆地总结和反思了中国党和政府在处理这一复杂问题时的经验教训，并因时顺势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更加成熟全面，从而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国际形象、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树立；另一方面，它又使美苏在同中国打交道时，都不能不考虑如何争取中国，从而使中国在“战略三角”的复杂博弈中更易处于有利地位，也有助于中国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三）邓小平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调整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1977年第三次复出之后，邓小平就致力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纷繁复杂的外交工作中，他紧紧围绕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三角”来做文章，对新中国成立 30多年的外交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如何认识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如何处理同美苏及其各自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他既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又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既明确提出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国际关系的战略思想，又大胆调整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指明了新时期我国对外工作的目标、任务；既全面改善和发展了我国同美国、苏联及日本、西欧主要国家的关系，又逐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参见刘华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论要》，《党的文献》2007年第 2期。）足见，在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中，邓小平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综上所述，进入新时期以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既是邓小平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经验特别是处理“战略三角”经验的一种深刻总结，又是他顺应新的历史形势对中国对外政策所作出的一种实事求是的调整。这一总结和调整，以十二大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新的标志和特征。这种新的标志和特征，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还为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稳步前进，以及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都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以国家的核心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该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主客观历史条件为基本依据的。今天，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主客观条件，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从而有效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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